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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1页）

第八章

清晨的薄雾下面，河水泛着微光。水流冲击着岸边光滑的鹅卵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河岸两边的水流十分平静，银色的水面几乎没有涟漪。但在河道的中央，深邃的河水永不停歇地向前流动。这是一条雄伟壮丽的河。果戈里曾经说过，第聂伯河永垂不朽。耸立的右岸仿佛一块插入水中的石板，就像一座山被广阔的河水挡住了前进的步伐；平坦的左岸是一片沙地，这是春季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的痕迹。

河岸边的一条战壕里，五个人趴在一挺马克沁机关枪旁边。他们是第七步兵师的前哨。机关枪旁边那个面朝河道的人就是谢廖沙·布鲁扎克。

昨天，在波兰军队猛烈的炮火轰炸下，几个人完全被战火折磨得精疲力尽。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撤退到河左岸，并在这里挖了一道战壕。

这次撤退，最近几天的惨痛伤亡，以及最后放弃基辅，给红军战士们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英勇的第七师在前段时间突破了包围圈，穿过森林，来到了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线上。在那里，他们奋勇杀敌，赶跑了波兰士兵，打通了通往基辅的路。

可现在，他们不得不放弃这座美丽的城市！所有的红军战士都为此感到难过。

击退了达尔尼察的红军部队之后，波兰士兵占领了河道左岸铁路桥的桥头堡。但每当他们想要继续推进的时候，英勇的红军战士便会展开猛烈的反击。

看着眼前流动的河水，谢廖沙不禁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中午，他的部队和波兰士兵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他第一次和敌人进行了正面交锋，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士兵端着步枪向他冲来。波兰士兵的枪头上绑着一个长长的像马刀一样的法式刺刀。他像一只野兔一样冲向了谢廖沙，嘴里还含糊不清地不知道喊着什么话。有那么一瞬间，谢廖沙看到了他因为兴奋而放大的瞳孔。谢廖沙抓住机会，用自己的刺刀挑开他的枪头，随后用力地向前刺出去，那个波兰士兵就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颤抖。他知道这样的杀戮不会停下来。他，谢廖沙，能够给予别人温柔的爱情和坚定的友谊。他的本性既不恶毒，也不残忍。但他知道，他必须与这些被蒙蔽的士兵作战。这些士兵受到了资产阶级寄生虫的煽动，变成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被派到这里进攻他最亲爱的祖国。而他，谢廖沙，为了让人们不再相互残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他将不得不杀人。帕拉莫罗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们继续前进吧，谢廖沙，否则他们会马上发现我们。”

一年以来，保尔·柯察金在他的故土上来回奔波，有时是坐在机枪车或者跑车上，有时是骑在一匹耳朵上有缺口的灰色小母马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苦难和折磨让他变得成熟而坚毅，被沉重的子弹带磨破的伤口早已愈合，肩膀也被步枪带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这一年，保尔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和几千名红军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他们虽然衣衫褴褛，却都怀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战。他的足迹踏遍了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只有两次没有出现在革命的风暴里。第一次是他的大腿上挨了一枪，第二次是在一九二零年那个寒冷的二月，伤寒病让他不停地发烧。

与波兰人的机关枪相比，伤寒病给第十二军各师团带来了更惨烈的损失。当时，为了阻挡波兰军队的入侵，第十二军的战线几乎横跨了整个乌克兰的北部地区。保尔归队的时候，他的病还没有痊愈。他的部队当时正坚守在卡扎京到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车站位于树林当中，只有一个站台，旁边是一些残破的、被遗弃的平房。三年来，持续不断的战斗让村民无法在此继续生活，而双方的拉锯战也让弗隆托夫卡车站几度易手。

大战又开始酝酿了。面对波兰军队的压力，元气大伤的第十二军只能向基辅撤退。此时，无产阶级共和国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对沉醉于胜利喜悦的波兰白军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骑兵第一军中的各个师部早已身经百战，他们正从北高加索一路被调往乌克兰，这是一场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骑兵师相继被调往乌曼地区，在前线的后方集结，并在行进的路上顺带解决了马赫诺匪帮。

草原上，一万六千名战士手握着一万六千把军刀，顶着酷暑不断前行。红军最高司令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非常重视这次进攻，坚决不能让这一战术提前被敌人发觉。为了确保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能够成功集结，红军高层采取了一切措施。乌曼地区暂停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到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再到第十四军和第十二军司令部的电报专线一直不停地滴滴作响。电报员敲击发报器发出指令：“切勿让波兰人注意到正在集结的骑兵部队。”只有当波兰人的进攻会威胁到布琼尼的骑兵师的时候，积极的军事行动才能得到许可。

篝火向上吐出红色的火舌，烟雾像旋风一样盘旋上升，蠓虫在周围飞来飞去不愿接近。战士们围着火堆围成一个半圆，火光给他们脸上蒙上了一层古铜色的光芒。几个饭盒摆在炭灰上，里面的水被加热得咕嘟冒泡。一根燃烧着的木头下面突然蹿出一条火舌，一名战士蓬乱的头发正好接住了这个火焰之吻。他赶紧躲到一旁，低声咒骂道：“真该死！”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一个穿着军装、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士兵，在火光中一边检查自己的枪口，一边开玩笑地说：“这个小伙子看书看得太认真了，火苗都烧到头上了才感觉到。”

“柯察金同志，跟我们讲讲你读的这本书吧，好吗？”有人提了个建议。那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挠了挠被烧焦的头发，笑着说：“安得罗修克同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棒了，我真想钻到书里面去。”

坐在保尔旁边的那个翘鼻子青年正在修理背包上的带子，他一边咬断线头，一边好奇地问道：“里面都讲了些什么？”说完，他把剩下的线缠在针上，然后把针插到了军帽上，“要是讲谈恋爱的，那我倒很感兴趣。”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马特维丘克抬起他那板寸的头，眯起眼睛看着那个翘鼻子的小伙子说道：“没错，谢列达，谈恋爱的确是一件美事，而且你是那样英俊，仿佛从画里跑出来的一样。不管你走到哪里，想要追求你的女孩都会把鞋子踏破。唯一可惜的就是你这个鼻子，它翘得有些过头了。不过咱们有补救的办法，只要在你的鼻子上挂一个九斤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第二天一早，保准你能得到一个标准的鹰钩鼻。”大家笑得直捂肚子，这笑声甚至惊动了拴在机枪车上的马。谢列达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漂亮的脸蛋有什么用，脑子聪明就够了。”他滑稽地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就拿你来说吧，虽然你的舌头很毒辣，但是你的头脑还不如一头驴子。摸摸你的耳朵，还没有驴耳朵热乎吧？”保尔把马鞍挪到火堆旁边，坐了上去，然后把那本厚厚的小开本的书摊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TheGadfly），是营政委借给我的。这本小说让我爱不释手。如果你们能安静地坐下来，我就读给你们听。”“快点念吧，别担心，谁都不会打扰你的。”过了一会儿，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带着政委骑着马悄悄地回到了篝火边，他看到十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普兹列夫斯基转过身，指着那群战士对政委说：“你看，我们团一半的侦察兵都在那里。其中有四个虽然才刚加入共青团，但他们都是优秀的红军战士。念书的那个是保尔·柯察金，那边那个眼睛像狼崽子的孩子叫扎尔基。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不过，两个人暗地里总是互相较着劲。柯察金以前是我手底下最强的侦察兵，这次他算是遇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瞧，他们还在进行着政治工作。虽然只是给大家读书，但你绝不能小看他们的努力。我听说有人给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青年近卫军'。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好，太贴切了。”

“怎么，念书的那个不是指导员吗？”政委问道。“不是。他们的指导员是克拉麦尔。”普兹列夫斯基催马走上前去。“同志们，大家好！”他大声喊着。所有人都看向了他。普兹列夫斯基利落地跳下马，走到了战士们跟前。“热乎吗，朋友们？”他带着宽厚的笑容问道。这笑容让他那张坚毅的脸庞和像蒙古人一样细长的眼睛变得不那么严厉。战士们像对待一个好战友、好朋友那样热情地问候了他。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还要继续赶路。

普兹列夫斯基把枪套推到背后，坐到保尔旁边，提议道：“大家都来抽口烟怎么样？我搞到了一些上等烟叶。”他自己卷起一支，点燃了，然后转头看向政委说：“你先走吧，多洛宁。我跟同志们待一会儿。如果司令部有事，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接着念吧，我也想听听。”多洛宁走后，普兹列夫斯基对保尔说道。

保尔读完了最后一页，把书放在膝盖上，默默注视着火焰。有那么一会儿，这些人谁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在惋惜牛虻悲惨的命运。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大家的感受。

“这个故事太惨了。”谢列达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原来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那些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当他有了一个要为之奋斗的信念时，他就会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承受任何苦难与折磨。”很明显，谢列达完全被这个故事感动了。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是我遇到那个想把十字架插进牛虻喉咙里的神父，我非揍死这畜生不可。”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愤怒地喊道。他以前在白采尔科维给一个鞋匠当学徒。

“愿意为信念付出生命的人，就不会畏惧死亡。”安得罗修克拿着木棍把饭盒往火堆旁边推了一下，自信地说，“信念会给人以力量。心怀信念，你就可以视死如归，无怨无悔。英雄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叫波莱卡。当时，白匪军在敖德萨将他逼入绝境，但他单枪匹马对付了一整排的敌人。在白军的刺刀逼近之前，他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虽然他的人生不像书里的角色那样精彩，但他的事迹一样值得歌颂。而且，在我们的队伍里，像他那样的人还真不少。”

他拿起饭盒，用勺子搅了搅，抿着嘴尝了一口，然后继续说：“有的人死得很耻辱，很卑鄙，很不光彩。我跟你们说说之前在伊贾斯拉夫打的那场仗吧。那是戈伦河边的一个古镇，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公统治的时代。那里有一座波兰教堂，修得像一座堡垒。我们来到城里，分成单列纵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往里面冲。当时，我们的右翼部队是一群拉脱维亚人。等我们来到大路上时，看到一栋房子的围栏上绑着三匹带着马鞍的马。我们想，这回肯定能把波兰人一网打尽了。我们十几个人就一起冲进那个院子。一个拉脱维亚连长拿着他的毛瑟枪跑在我们前头。

“跑到门口，我们才看到前门已经被打开了。冲进去之后才发现我们晚到了一步，屋里早已没了波兰长官的身影，只有我们这边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不过屋里的场景并不体面。他们正在**一个妇女，看情况她应该是那个长官的妻子。拉脱维亚连长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用拉脱维亚语大喊了一声。他的手下立刻把三个侦察员拖到了院子里。我们的人里面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他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名叫布雷迪斯。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我猜到他要下令毙了那三个人。不得不说，那些拉脱维亚人是真的不讲情面。他们把那三个人拖到马厩里。我知道这几个人今天很难活命了。其中一个大块头的家伙极力挣扎，想要挣脱出来，一边使劲，一边大喊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枪毙他。剩下的两个人都在求饶。

“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赶紧跑过去对布雷迪斯说：'连长同志，让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吧。你何必为杀他们脏了自己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结束，我们没必要跟这些人渣浪费时间。'他转过身来，两只眼睛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立马就后悔了。他举起手枪指着我。我也打了七年仗了，老实说，我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害怕过。我相信他随时都会打死我。他用不太熟练的俄语对我说：'我们的旗帜是用鲜血染红的。而这些人是整个军队的耻辱！这种畜生就该被枪毙。'

“我没脸再留在院子里，于是赶紧跑到大道上去了。身后传来了几声枪响，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已经没命了。等我们和其他同志会合的时候，整座小镇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我说的很耻辱的死法就是这样。不过那几个人是在梅利托波尔战役中投降过来的，他们之前是在马赫诺匪帮作恶。呵，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安得罗修克把饭盒放到旁边，从袋里拿出一个面包，继续说道：“有时候，咱们的队伍里的确会混进来一些人渣。你没办法甄别每一个人。他们从表面上看也一样支持革命，但这些人却败坏了咱们的名声。说真的，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他总结了一下，然后开始喝茶。

深夜，战士们都进入了梦乡。谢列达的呼噜声有点大。普兹列夫斯基枕着马鞍睡了。只有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本子上不知写些什么。

第二天，侦察归来的保尔把马拴到了一棵树上，招呼喝完茶的克拉麦尔说：“克拉麦尔，我想转到第一骑兵军去，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看上去要打一场硬仗，不然为什么要集结那么多兵力呢，对吗？可我们呢，每天总是枯燥地守在这里。”

克拉麦尔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转过去？你以为像在电影院里换座位那样简单吗？”“反正都是打仗，这跟在哪个部队有关系吗？”保尔打断他的话，“我又没有当逃兵，不是吗？”可是克拉麦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保尔，你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我知道，你这小伙子没有坏心眼，但在某些事情上，你却有点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想怎样就怎样。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你忘了吗？我们的党和团是建立在铁一般的纪律上的。我们的党高于一切，党需要你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可不是你自己想去哪就能到哪去的！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请求了吗？那你就不用再问我了。”克拉麦尔有些激动，使劲咳嗽起来。由于常年在印刷厂里工作，铅粉早已牢牢粘在他的肺里，因此，他蜡黄的脸颊上经常出现病态的红晕。

他好不容易缓过气来。保尔压低声音，坚定地对他说：“你说得都对，但我还是要去布琼尼的骑兵队。”

第二天晚上，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身影了。

在邻村学校外面的山坡上，布琼尼骑兵们围成了一个大圈。一个大块头战士坐在机枪车后面，把帽檐拉到了后脑勺，正在演奏着手风琴。在圈子中央，一个穿着红色马裤的骑兵正潇洒地跳着戈帕克舞。琴键上总是冒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让正在跳舞的骑兵踩错了舞步。村子里的青年男女循着声音跑了过来，有的爬到机枪车上，有的扶着篱笆，欣赏着这些刚刚进驻村庄的骑兵们的精彩表演。“用力跳吧，托普塔洛！把这片土地踏平！对，就是这样！拉手风琴的，你也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