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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第七章

疗养所的旁边是中央综合医院的花园，很多病人从海滩回来时会把这里当成一条捷径。诊所围墙旁边的梧桐树枝繁叶茂，保尔特别喜欢在这片树荫下休息。这里比疗养所安静得多，他可以看到沿着花园散步的人们，晚上还可以欣赏乐队的演奏。

今天，保尔依然来到这里休息。刚刚从海边回来的他有些疲乏。躺在躺椅上，他伸了个懒腰，随后就睡着了。他的浴巾还有他正在读的小说——富尔曼诺夫的《叛乱》就摆在旁边的躺椅上。来到这里以后，保尔的神经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他每天都要忍受头痛的折磨。他的病情难住了这里的医生，这么多天医生们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反反复复的检查已经让保尔感到厌倦，他总是躲着自己的主治医生。说起来，这个医生倒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也是个党员，就是名字有些奇怪，叫耶路撒冷齐克。每次，她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保尔，还要耐着性子说服他跟自己一起去拜访某位医生或者专家。

“我真的受够了，”保尔向她抱怨道，“我每天都要重复讲五遍相同的故事，回答各种愚蠢的问题，比如你的祖母是不是疯了，或者你的曾祖父是不是得过风湿病。我怎么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从出生后就没见过他！他们还诱导我承认自己得过淋病或者其他更严重的病，气得我直接开骂。我说你们几个秃顶要是再不闭嘴，就小心我的拳头。让我在这里好好歇一会儿吧，求你了。要是剩下的六个星期他们还是这么研究我，我怕真的会被他们逼成神经病，到时候还会威胁到社会治安。”

每次保尔向她抱怨，耶路撒冷齐克总会笑着跟他开几个玩笑。但几分钟之后，保尔还是无奈地站起身来，任由她挽着自己的胳膊，领着自己来到外科医生那里，一路上还要听她讲个不停。

不过今天并没有安排检查，而且距离晚餐还有一个小时，保尔还在躺椅上打盹。半梦半醒之间，他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保尔并没有睁开眼睛，心里想：“他们会以为我睡着了，然后就会走开。”不过他的愿望落空了，保尔听到有人坐在自己旁边的椅子上。淡淡的香水味告诉他这是一位女同志。保尔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一条晃眼的白裙子、两条古铜色的小腿和一双皮凉鞋。他微微抬起头，看到了这个人留着男式的波波头，大眼睛，牙齿很小但是非常白。她腼腆地朝着保尔笑了一下。

“但愿我没有打扰到你。”保尔没有回答，他希望这位女士自知没趣赶紧离开，即便这样做很不礼貌。“这本书是你的吗？”她翻开了这本《叛乱》。“是我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女人又问道：“你是住在旁边的疗养院吗？”

保尔有些不耐烦。为什么她要打扰自己的清静？说不定她下一句就要问起自己的病了。保尔准备离开，于是客气地回答道：“不是。”“可我确定我在疗养院见过你。”保尔正准备起身，一个悦耳的女声从后面传来：“多拉，你来这里干什么？”

保尔回头看到了一个体态丰腴的金发姑娘。她穿着泳装，皮肤晒得黝黑，坐在椅子边上盯着保尔问道：“同志，我见过你。你来自哈尔科夫，对吗？”“是的。”“你是哪个部门的？”保尔不想在此逗留，于是随便回答说：“我是垃圾清运部门的。”两个女孩听完后哈哈大笑，保尔也被她们吓了一跳。“同志，你这样回答似乎不太礼貌。”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后来才知道，多拉·罗德基娜是哈尔科夫市党委的常务委员。之后每次想起来这件事，多拉都会取笑保尔。

一天下午，保尔来到塔拉萨疗养院观看露天音乐会。其实当时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扎尔基。说来也奇怪，直到一场狐步舞表演，两个人才认出彼此来。

在观众欣赏完一位体态丰腴的女高音演唱的《哦，**燃烧的夜晚》之后，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了舞台上。男的戴着一顶红色的高帽，着装看上去有点像个野蛮人：上半身穿着白衬衫，打着领结，下半身几乎**，只是腰上围了一圈亮片。女的倒是很漂亮，娃娃脸，只可惜穿着一条不伦不类的大裙子。音乐声响起，这个奇怪的组合随即开始跳起了狐步舞。底下的观众纷纷叫好。近乎**的男人紧紧地贴在女人身上，摆出各种**不堪的姿势。这个场面实在是太过下流，保尔甚至听到了后面某个胖子急促的呼吸声。他正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前排有人大声喊道：“停下！这里是妓院吗？赶快滚蛋！”说话的人正是扎尔基。

钢琴和小提琴的伴奏都停了下来，台上的两个人也停止了表演。后面的观众纷纷骂道：“有病吗？为什么要打断这么好的节目！”“整个欧洲都在跳狐步舞！”“太过分了！”切列波韦茨的团书记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了一声口哨，其他人也学着他的样子表示抗议。舞台上的两个人迅速消失了，就好像被风卷走了一样。过了一会儿，一个旧社会奴才样的主持人来到舞台上，宣布音乐会剧团会马上离开。

“垃圾节目，赶紧滚蛋！”人群中，一个穿着疗养院浴袍的小伙子喊道。保尔来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回到保尔的房间里聊了很久。扎尔基告诉保尔，他现在在一个地方党委负责宣传工作。“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扎尔基说，“我很快就要当爸爸了。”

“结婚了？和谁啊？”保尔惊讶地问道。扎尔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保尔。“还认识她吗？”这张照片是他和安娜·博尔哈特的合影。保尔更加惊讶了，急忙问：“杜巴瓦怎么了？”“他在莫斯科。被党委开除之后他就从共产主义大学退学了。现在他在鲍曼技术大学读书。我听说国家给他恢复了党籍，不过对他这种人来说也没什么用。他早都烂透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里工作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余的人我了解得不多。大家都分散在各个地方，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都断了。不过能在这遇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以前的事。”

多拉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保尔的房间。她瞥了一眼扎尔基外套上的党徽，问保尔说：“这位同志也是党员吗？他在哪里工作？”保尔看着这几个人有点疑惑，但他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扎尔基的身份。多拉说：“很好。他可以留在这里。”她又解释道：“我们这些同志都是刚从莫斯科过来的。他们要告诉我们一些党内的最新消息。所以我们决定来到你的房间，举行一次内部会议。”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巴尔塔舍夫来自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他给大家讲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巴尔塔舍夫最后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明天就走。”

那场会议的三天后，疗养院就空无一人了。没过多久，保尔也回去了，虽然他的休假还没有结束。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之后，组织上很快就安排他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团委书记。上任不到一个星期，保尔就开始给当地的团员进行演讲了。

那年秋天，保尔和另外两名党员乘车前往一个偏远的地区。汽车在半路上冲到路旁的沟里，翻了车。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保尔被送往哈尔科夫的外科医院。在对保尔的右腿进行了相关检查并拍摄了X光片之后，医疗委员会建议立即进行手术。保尔表示同意。牵头会诊的胖教授说：“那就明天早上手术吧。”说完他就离开了，其他人也跟在他后面一起走了。

干净明亮的病房里只有一张床，这里完全闻不到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保尔扫了一眼屋里的陈设，病床旁边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雪白的台布，还有一张漆成白色的方凳，仅此而已。

护士端来了晚饭，保尔让她先拿回去。他坐在床边写信，膝盖上的疼痛让他无法集中精神，也让他完全没有食欲。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有人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姑娘来到保尔旁边。

在暮色中，保尔看清了她弯弯的眉毛和黑色的大眼睛。她一只手拿着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我是你的查房医生。”她说，“我现在需要了解几个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如实回答我。”

她亲切一笑，这个笑容倒是让“盘问”变得没那么严肃了。保尔连着讲了一个小时，不但从头到尾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还把所有能想到的亲戚都“交代”了个干干净净。

手术室里，医护人员都戴纱布口罩。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被无影灯照得闪闪发亮，又窄又长的病床下面摆着一个大水盆。

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主刀医生还在洗手，周围的护士正在飞快地进行手术相关的准备工作。保尔扭过头，看到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和镊子。“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病房医生巴扎诺娃一边解开保尔腿上的绷带，一边提醒道，“这对神经不好。”

“医生同志，请问是对你的神经不好，还是我的？”保尔还在开着玩笑。几分钟后，护士把面罩盖在保尔的头上。医生对保尔说：“我们现在要进行麻醉。现在你用鼻子深深地吸气，然后数数。”

“没问题。”面罩下的保尔回答道，“我要提前向大家道歉，我担心一会儿说出来什么上不得台面的话。”

这句话把医生逗笑了。

医生滴了第一滴乙醚，这味道实在有些呛。保尔深吸了一口气，尽最大努力清晰地从一开始往下报数。从这一刻开始，保尔的悲剧拉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拆开信封，颤抖着打开了信。他紧紧盯着信的前几行，随后迅速读完了一整页。

阿尔焦姆：

我们很少写信，可能一年都不会超过两封，但是多与少并不能代表什么。你上次告诉我，你已经从谢佩托夫卡搬到了卡扎廷的工厂附近，因为你想和过去的生活永别。我知道，之前的生活，究其根源还是斯捷莎和她的亲戚们总是抱有一种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态。你想完全改造他们这样的人，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我担心即使是你也不会成功。你还说，作为“高龄”党员很难投入学习，但你的成绩并不差。为什么你那么固执，不愿意离开工厂去担任镇苏维埃的主席呢？你曾经为苏维埃政权而战，不是吗？那就不要拒绝！明天就去镇苏维埃开始你的工作吧！

我现在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现在的病情非常严重。我已经在医院里住了很久了。他们给我做了两次手术，弄得我现在非常虚弱，气血不足，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已经不适合原来的工作了，“病号”变成了我的新工作。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最后却只留下了残废的右膝盖和一身的伤疤。现在他们又告诉我说，我的脊椎在七年前受过伤，这个旧伤可能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过，只要能让我回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我愿意承受一切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