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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页）

镇上的年轻人开始过来拜访保尔，有时小房间里根本容不下上门的访客。他们聊天的时候好像成群结队的蜜蜂一样，嗡嗡嗡的声音让老丘查姆非常烦躁。有时，他们也会一起合唱：

我们的大海令人生畏

愤怒的呼号不分昼夜

还有保尔最喜欢的一首歌：

我们的世界被泪水淹没……

这个年轻工人组成的学习小组是党委派来的，因为保尔坚持要负责一部分的宣传工作。最近这些天，保尔都是这样度过的。

他再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舵轮。保尔的生命之船在经历了几次危险的转向之后，正在驶向新的航线。他想着通过自己不断学习，很快就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但是生活依然不断地在他前进的路上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阻碍，保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阻碍无限拉长自己和梦想的距离。

一天，没考上大学的乔治带着他的妻子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从事律师工作的岳父家里，继续缠着自己的母亲要钱。

乔治的到来让丘查姆家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他的妻子那边一直都在反对苏维埃，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老丘查姆的一边，并且和妻子那边的亲戚联合起来，打算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把保尔赶出家门，并且让达雅跟他断绝关系。

在乔治回来两周之后，萝拉在另一个镇上找到了工作，她把母亲和孩子都带走了。不久之后，保尔和达雅也搬到了一个遥远的滨海小镇。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保尔的来信。他现在在市苏维埃工作，办公桌上隔三岔五就会摆着几封来信。每次看到信封上那个熟悉的字迹时，他都会有种特别的心情。今天，他又收到了保尔的来信，撕开信封的时候，他在心里想：“保尔，要是你住得离我近一点就好了，这样你还能给我提出一些建议。我这个弟弟啊！”他开始读信：

阿尔焦姆：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的近况。除了你，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些事。但我知道我可以向你倾诉，因为从小到大你都很了解我，这次你也一定会理解我的。

我的健康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生活接连不断地给我打击。一次打击之后，我刚挣扎着站起来，就被又一次更无情的打击给击倒了。最可怕的是我现在已经无力抵抗。一开始，我只是左胳膊使不上劲。现在，我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以前我还能强挺着在屋子里走动，现在我连从**爬起来都成了奢望。然而，我相信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没人知道明天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已经无法离开这个房间了，我只能从窗户里看到大海的一角。还有比我更悲惨的人吗？一个不受支配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这颗心渴望工作，渴望回到前线的队伍里，渴望和同志们一起迎着风暴和雪崩继续前进。

我仍然相信我能够回到队伍当中，我的刺刀也将出现在进攻的队伍里。我必须相信这一点，我没有权利不去相信。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团教会了我如何去斗争，领袖对同志们的指导也同样适用于我：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

我现在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每天的任务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完了很多本书，各种经典名著我全都读了一遍。而且，我已经通过了共产主义大学一年级函授课程的考试。晚上的时候，我会指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进行学习。这些年轻的同志是把我与党组织接连到一起的纽带。我还想告诉你关于达雅的事情，她是我亲爱的妻子。她一直都在努力学习，而且一直非常温柔地照顾着我，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家庭开支也并不复杂，我每个月有三十二卢布的抚恤金，达雅也有收入，这些钱足够我们生活了。达雅的入党之路跟我一样，一开始是给别人家洗衣做饭，现在在一家餐厅当洗碗工，只可惜这里没有工厂。

她还当选了妇女部的代表。那天，她特别激动地把代表证展示给我看。这虽然只是一张卡片，但我觉得这象征着一个女性的重生。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助她走好未来的路。她将来一定会去大工厂里工作，她会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锤炼自己的思想，完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她现在还需要等待这样的机会到来。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总是想把达雅拉回原来的生活。我想让阿莉比娜明白，她不能再让自己的愚昧影响达雅未来的发展。可惜她根本听不进去。我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成为达雅前进的障碍，也许那时一场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握手

保尔

位于索契市马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三层楼，大楼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门前一条弯曲的道路通向海边。疗养院的每扇窗户都打开着，阵阵微风送来了硫黄矿泉的味道。房间里只住着保尔一个人，他的新室友明天才会过来。

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几个人在外面聊天，其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引起了保尔的注意。这个熟悉的声音会是谁呢？保尔突然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下棋高手列捷涅夫，准没错。

保尔在屋里大声喊出了列捷涅夫的名字。没过一会儿，他就走到屋里热情地握住保尔的手：“柯察金同志的精神不减当年啊！说吧，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别跟我说你现在真的病倒了。那可绝对不行！你应该拿我当榜样。医生们也让我退休来着，但我偏不。我坚决不让他们得逞！”列捷涅夫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保尔能感觉到列捷涅夫笑容背后的担忧和同情。他们一起聊了两个小时，列捷涅夫跟保尔说了一些莫斯科的最新消息。保尔从他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党在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改造方面的重要决定。他恨不得把列捷涅夫说的每个字都刻在脑子里。列捷涅夫说：“我还以为你在乌克兰的哪个地方搞革命呢。真是太失望了。不过也没关系，我之前还以为自己变成废人了，你现在看我哪像个病号？我们不能得过且过，必须紧绷起来！有时候我也想，要是能休息一下，稍微喘口气该有多好，毕竟我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每天十到十二个小时的工作真的令我吃不消。我真这样想了，甚至尝试过减轻一点负担，但这么做根本没用。事情太多了，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不到晚上十二点别想回家休息。机器越来越大，轮子越跑越快，我们就得不停加速跟上。所以说，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得被当成小伙子使唤。”

列捷涅夫轻轻拍了一下保尔的额头，慈爱地对保尔说：“现在跟我聊聊你的情况吧。”

保尔从他们分别开始讲起，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他全部的事情。列捷涅夫的眼神里充满了热情和赞许。

露台一角的树荫下，几个病人围坐在小桌子旁。其中一个人皱着眉头，正在阅读手中的《真理报》。他穿着黑色的俄式衬衫，戴着一顶旧鸭舌帽，没刮胡子，一双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这些都是多年的老矿工才有的特点。他叫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十二年前，他就从矿区调到政府机关负责领导工作，可现在看上去，他依然像刚从矿坑里出来的样子。他的一切，包括举止、姿态，还有说话方式，完全就是一个老矿工的做派。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的常委，坏疽病正折磨着他的一条腿。他非常痛恨这个病，腿上的伤痛让他在**整整躺了半年。坐在他对面那个抽着烟的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夫娜·日加列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党龄十九年，圣彼得堡的地下党都叫她“铁匠舒拉”。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地区。

桌子旁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正在看一本德国杂志。他低着头，不时地推一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他的侧脸很帅，好像古代神话里的雕塑一样。很难想象，这个年仅三十岁的壮汉竟然瘫痪了一条腿。潘科夫是一名编辑和作家，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他是欧洲文化的权威，会讲好几种外语。他非常博学，就连沉默寡言的切尔诺科佐夫都十分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