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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失格02

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谁的袭击或者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给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都深谙答题的窍门，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没过多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游戏的心态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行动队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忆有误）不断有任务下达而来，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凭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禁不住在心中对P内的人嘀咕道：你们有没有搞错呀？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选择了逃避。逃避果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儿，我决定一死了之。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忙完地下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原本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地兀自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像往常一样发挥了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敷衍着。

“听说呀，有个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哪。是你吧？”

“不，我嘛，只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荣幸。那你就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就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倒胃口。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路旁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打发女人去办事，绝不会惹她不高兴。恰恰相反，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去做事，她是会很开心的。对这一点我可是了然在心。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地下运动的关系，就算不愿意，我和她都得每天碰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哪。”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只得好好伺候这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多当即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了她。谁知她是那么厚颜无耻，竟然欣喜若狂，当即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不禁暗自苦笑道。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让自己被束缚得一动也不能动。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型酒吧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因囿于那种恩惠，我同样感到一种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无须再借助堀木的向导，就可以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吧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疑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不伴随着败北的丑角式苦笑，就无法与别人寒暄，但现在我总算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掉一切，向人结结巴巴地寒暄一气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地下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或许应该主要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吧。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型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包围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型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化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化解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起酒来。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扮演小丑来搞笑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沉默寡言和悒郁凄凉的天性，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种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想喝酒，是吧？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了。瞧，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人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吩咐的那样，我在银座背街的一家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味道，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家寿司摊的老板长着一副黄颔蛇的脸相，脑袋已经秃顶。他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装着手艺高超的样子，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原来与当时那个寿司摊的老板很像，于是不禁一阵苦笑。在那女人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准确无误，甚至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实在是难以下咽，甚至给我带来了寒冷与痛苦的缘故。说来，就算有人带我到美味的寿司店去品尝寿司，我也从没觉得好吃过。寿司实在是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小吗？）

她在本所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可以完全**自己阴郁的内心，一边喝茶，一边用单手捂住脸颊，仿佛遭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般。不料，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哪。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哪。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于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喟叹更能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语言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她身体的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宛若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只要我的身体一靠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裹挟住，与我自己身上那种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酣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所度过的一夜，对于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碰到棉花也会受伤，有时也会被幸福伤害。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于是，我又放出了惯用的搞笑烟幕弹。

“有句话叫‘金钱耗尽，缘分两清’，其实，对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软弱无力，而性情也变得格外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近于半疯狂地甩掉一个个女人。据《金泽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呢。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的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胡编的那句“金钱耗尽，缘分两清”这句话，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