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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明儒大家之生平（第2页）

宗羲被迫潜居家乡，伺机再起。清廷屡次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黄宗羲。他只得奉母携儿，暂避化安山中，结庐而居。

鲁王逃出后，在张名振、郑彩等人卫护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监国旗号，辗转于闽浙沿海，曾一度收复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内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倾轧，致使得地复失，居无常所。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黄宗羲为有所振作，曾极力推荐四明山区抗清名将王翊，建议委以重任，“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扞海上”，却受到定西侯张名振所阻。

当时，行朝君臣漂泊海上，处境艰难，黄宗羲在《行朝录-鲁纪年下》中记载：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一派狼狈景象，跃然笔端。所以，有人嘲笑他们是“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黄宗羲虽然名列大臣，却无实权。

于是，每日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八月，宗羲闻清廷将“录其家口”，急得“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以归”。十月，鲁王由健跳移驻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职。

顺治六年冬，鲁王任命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他们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清军加紧镇压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领冯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悬赏通缉。宗羲并未退缩，仍然暗藏鲁王密信，试图与浙西义师联络。七月，清军分两路围攻大兰山，捕杀了冯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将处死刑。宗羲秘密潜往宁波，与好友万泰、高斗魁等设计，从狱中救出了宗炎。

顺治八年秋，黄宗羲获悉清军将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报警。九月，清军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等英勇牺牲。鲁王南逃，依附郑成功的永历政权。顺治十年，鲁王势孤力单，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顺治十一年，投奔永历政权的张名振派遣密使，想与黄宗羲等人联络，途中被清兵截获。清廷再次下令缉捕黄宗羲。

这时，黄宗炎复聚冯京第旧部，在慈溪义士沈尔绪支持下抗清。顺治十三年，沈被告发，清廷以黄宗羲为主谋，即悬榜缉拿黄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东奔西走，带着全家到处避难。

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恢复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生致力于讲学、着述事业。

黄宗羲传奇的半生抗清经历，以及革命性的学术思想，都足以为从许由、善卷到伯夷、叔齐，到春秋战国老庄、鲁仲连，再到东汉严光、魏晋阮籍、嵇康，晋宋陶渊明，明末李贽的中国古代隐逸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并不是说他之后就再也没有隐士，而是说再也没有比他更大的隐士了。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弘光政权崩溃。然而就在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他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达数年之久。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

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当时的宦官和权贵，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著名领袖。他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在这之前，他父亲的去世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其父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

黄宗羲在八岁的时候，随父在任所读书。而在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政治不堪。

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国家政治上的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了然于怀。

因此在他小时候就对国家的一些政治情况比较了解，这也为他后来的隐居生活做了铺垫。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此铮铮铁骨之言出自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后，黄宗羲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返乡闭门，从事读书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从而成为了一代隐士。

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现实而又跨入未来的伟大思想家。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他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他多才博学，著作很多，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在这部作品里，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也正是由于此，此书后来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黄宗羲在史学上的成就很大。所著的《明儒学案》打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他一生长期坚持自然科学研究，撰写了二十余部科技类著作，在天文、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因此，他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起步甚早，编纂了《四明山志》，顺治十七年撰成《匡庐游录》，康熙三年写成《今水经》。

黄宗羲积极变革的主张，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狠很的揭露与批判，他所倡导的学术“经世”的观点，给当时政治、经济和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顾炎武同开一代新学风。

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思想和学术。

因此，《旷世大儒》并未用过多的笔墨去演绎黄氏“传奇”，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黄氏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上。

为此，有人将他与孙奇逢、李颐合称为“清初三大儒”；也有人把他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并誉为“清初四大家”；更有人将他同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相提并论，赞为十七世纪升起在东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

在黄宗羲的科技思想中，他主张“推物理之自然”，从自然本身去寻找物理，反对祥异神化的学说，这些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抗清斗争失败后，黄宗羲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l688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全诗形象生动，仿佛听到了当年筑墓时彼此交响的舂杵声。

黄宗羲还作《梨洲末命》《葬制或问》篇告诫儿孙，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一概不用”。

他又引现世之例吟诗明志：“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

进一步阐明“不棺而葬”，不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的。其用意是痛心疾首，明亡于清，“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黄宗羲神道碑文）。

他还嘱托后人，墓前拜坛下小田可“分作三池种荷花”“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就非常感谢了。若“再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勉励后生以先贤的高风亮节、著述传文，作自生的楷模。

临终前，黄宗羲又再次作诗示季子百家:“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

他长逝后，儿孙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他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古时候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正如其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