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群里说。”他点头,“说国外博士都靠这种东西熬。”
“说‘吃一颗,当天不困’。”
“你当时心里那句话是什么?”
“如果我这次开题过了,”他苦笑,“我以后就不吃了。”
“你过了吗?”
“过了。”
“那你后来还吃吗?”
“吃。”
他合了一下眼睛,又睁开,“因为第二天还有别的会。”
“第三天有课。”
“第四天导师找我谈话。”
“我一直在等一个‘不用支持也能过关’的时刻。”
“后来发现,”他低声,“那种时刻不会自己出现。”
“你有没有想过停?”
“有一次真的停了。”
“那天早上,我什么都没吃。”
“到了实验室,”他手指抓紧了裤腿,“我站在台子前,拿着移液枪,手抖得停不下来。”
“我看着手里的样本在抖,就突然想到——”
“如果我现在把这一管打错了,也许就有一个人治不好。”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用药’的时候,更危险。”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有点愣。
“现在呢?”沈听澜问。
“现在……”他靠在椅背上,长出一口气,“我被停学了。”
“导师说,‘你这种人不适合做科研’。”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的。”
“但我知道——我自己做不了那个‘对别人负责’的人。”
“你恨卖给你药的人吗?”
“恨。”他笑了一下,“也不完全恨。”
“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自己从楼上跳下去了。”
“有了他,我只是……晚一点跳。”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受害者”或“加害者”的二元标签能概括的故事。
有些人用药,是为了逃避后果;有些人,是为了拖延崩溃的时间。
拖延不等于解决,但在他们眼里,那一晚的“多活一会儿”,价值巨大。
·
第三个对象在城郊戒毒所。
冬天的风从院墙外刮进来,操场上树枝光秃秃的,几名穿病号服的人在走圈,肩膀缩着,脚步不快不慢。
接待室里摆着两把铁椅子,中间一张小桌,桌上放了一壶热水,水汽往上冒。
“我叫张亮。”那人坐下时自报了名字,“以前在外面,是开小饭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