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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流血之途（第1页）

七流血之途

林冲已被这个体制、社会**得毫无骨骼、毫无胆气、毫无血性。唯有英雄的材质，却无做英雄的勇气。

冷酷抉择，凄然离别

上回讲到，林冲被诱骗，持刀误入白虎节堂，高俅定了他一个“擅闯节堂，欲刺本官”的死罪罪名，发付到开封府，想借开封府的刀砍林冲的头。林冲家人自来送饭，一面使钱；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也来买上告下，使用财帛；再加上一个当案的孔目孙定一意周全，终于得免死罪，判了脊杖二十，刺配沧州牢城。当即刺了面颊，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戴上，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这两个公人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二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林冲的丈人和众邻舍在府前接着，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

张教头叫酒保安排酒水果子管待两个公人，又拿出银两赍发他俩。然后林冲和他丈人话别。翁婿之间的这一段对话，明万历袁无涯刻本眉批曰“：此一番往返语，情事凄然，使人酸涕。”金圣叹的眉批曰“：一路翁婿往复，凄凄恻恻，《祭十二郎文》与《琵琶行》兼有之。”他们都看出了这段对话中伤情伤别的内容，但却没有看出，这段翁婿对话，翁婿之间其实并不知心。由于丈人张教头并不了解林冲的真正用心，而林冲也不好太过直白地说明自己的真实想法，以至于两者的对话，反反复复，却总是说在两岔上。

先是林冲对丈人说了一番显然经过他深思熟虑的话。这段话确实很令人伤感，也赚了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眼泪，但这段话的根本意思却为读者疏忽了，从而不大能更好地认识林冲这个人。这段话分三层，我们一层一层看。

第一层就一句话：“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

这是说自己的这场屈官司，林冲用“年灾月厄”来说明自己的命运不济。年是灾年，月是厄月，高衙内是歹人，被自己撞上了。但细分析一下，他抱怨的乃是灾年厄月，而不是高衙内，为什么？正是因为年运不济，才撞上高衙内，高衙内此前在京师，糟蹋过多少人家的女子？林冲也不见有什么愤怒与不平，这正是林冲不及鲁智深处。鲁智深一听说镇关西“欺负人”，马上就饱以老拳，送他上了西天。高衙内欺男霸女，比镇关西严重多了，而且京师人人都知，林冲哪怕不能像鲁达那样公开惩罚他，凭他的武功，暗中收拾他一顿，总还是可以的。但林冲一直也像一般人一样，不敢与他“争执”，任他胡作非为。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从这个标准看，林冲哪里算有勇？既然勇都算不上，哪里能算英雄？什么是英雄？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才是英雄；在邪恶横行时敢于斗争才是英雄。像林冲这样，高衙内在他眼皮底下作恶多年，他不敢制止，普通百姓被高衙内侵害多年，他没能保护，只是希望这灾星不要降临到他头上，并且自以为凭自己的身份，这份灾祸不会落到自己头上。这哪里能算是英雄呢？

真正的英雄，一定是这样的：他不仅反抗加之于自己的不公，他还反抗加之于别人的不公。他不仅为自己争取正义，他还为他人主持正义。比如说，鲁智深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天生的英雄，天赋他一颗正义之心、包天之胆、绝世武功。他一出场，就是英雄；他一出手，就是精彩。而林冲，乃是人间打造的英雄，是逼成的英雄，他本来真的不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只想做官。他已经被这个体制，被这个社会揉捏得无骨骼、无胆气、无血性，甚至连正义感都没了。他有英雄的材质，却无做英雄的愿望；有做英雄的能力，却无做英雄的勇气。因为他有英雄的材质和能力，我们就误以为他是英雄，其实他早已经被体制奴化了，只要灾祸不降临到他头上，他永远都是顺民。如同在深夜，强盗杀进了屋子，挨着床杀过来，只要还没杀到他头上，他就假装睡着了，绝不会出头、出手。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一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了沉痛的忏悔之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是的，只有反抗施加于一切人身上的奴役与迫害，才能最终保护自己不受奴役与迫害。我认为鲁智深“他总是决不接受奴役，亦决不允许有人奴役别人”。不允许有人奴役别人，才能最终避免自己被人奴役的命运。鲁智深身上的优点，或者说，那种英雄的气质，在林冲身上是比较缺乏的。

现在，高衙内终于欺负到了他头上，与高衙内以前欺负别人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人出来主持公道。正像鲁迅先生后来沉痛揭示的一样，在这样的国度，只有两种人：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只是，林冲以前是麻木的看客，冷漠地看着示众的材料；现在自己成了示众的材料，眼前都是麻木的看客。当他带着妻子和锦儿在东京空****的大街上走过时，他内心经历的，一定是无比的孤独和无助，无比的绝望与恐惧。

高衙内第一次调戏他老婆后，他一直抱有幻想：这高衙内不认识自己的老婆，若要认识，也不会这样。他暗中希望高衙内在得知是他林冲的老婆后会马上收手。但他等来的是更大的侮辱，甚至连他多年称兄道弟的朋友都参与了对他的欺骗，与他反目成仇，落井下石。他此时非常痛苦，但他仍然没有勇气与他们决绝，他还需要体制，还有在体制内出人头地的梦想，所以他不敢得罪高太尉。既不能得罪高太尉，他就只能忍，满含屈辱地忍。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一百零八人中内心最苦的人、最郁闷的人、最黑暗的人。一段时间里，他只能借酒浇愁，他的那些心事，无法对人说，包括对鲁智深。

现在他落入了陷阱，他痛苦地发现，现在人家不仅要占有他老婆，甚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先害了他。他要失去的，不仅是老婆，是做男人的尊严，而且，还有体制内的前途、自己的生命。但他仍然是只怨天不尤人，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因为年灾月厄，才撞了高衙内，好像高衙内只是一个无主观害人意志的客观存在，如同地上的陷坑、天上的冰雹、水中的暗礁，你碰上了，只能怪自己命运不好，不能去怪陷坑、冰雹和暗礁。谁叫你撞了高衙内呢？当高衙内此前欺男霸女时，那些被欺压的人家，也是这样的想法。林冲那时听到别人被高衙内欺负，心中也这样想：谁叫你撞上了呢？你撞上你活该，你倒霉，我们可以同情你，却不会恨高衙内，我们同情你，是你命不好。

实际上，当一种恶强大到我们无法推翻，或反抗的代价超过忍受的代价时，人们就可能选择忍受与妥协，并在心理上倾向于把这种恶看成是自己的宿命而加以接受。长期下去，习惯成自然，恶就变成一种客观的并且合理的存在了。

但高衙内是有意识的，是主动的恶。这一点，林冲不愿意承认。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就必须铲除这种恶，他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所以，他只愿自欺欺人，自怨自艾，认命感叹。

在受到不公时，在被欺凌侮辱时，只怨天不尤人，是一切弱者的基本思维方式。同时，我们要看到在权力无孔不入地主控社会一切活动时，充斥于社会的，都是这种弱者。个别的强者，只能逃到王土之外，去水浒，不做王臣，去做强盗。

世间岂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林冲对丈人所说的这番话的第二层是这样的“：今日有句话说，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

林冲这第二层意思是说夫妻恩爱，顺便还说到了他们没有儿女，这是为后文省事，也是写小说突出主要情节而省去不必要的枝节的主要方法。

这一段叙述说的夫妻情深谊长，显示出是一对恩爱夫妻。《水浒》中的夫妻，恩爱的不多，至少作者费笔墨写恩爱处不多，所以这一段很珍贵，也给读者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在这生离死别之时说出，更是令人恻然心伤。

所以，无论李贽还是金圣叹，都被感动了，甚至都赞叹他们夫妻情深，却忘了这段话另外的意思，尤其是第三层的意思。

第三层的意思与第二层的意思截然不同。如果说第二层是叙夫妻情，忆夫妻情，恋夫妻情，那么第三层则是要忘夫妻情，断夫妻情，绝夫妻情。两相对比，写出人间惨剧，所以赚了多少读者或听众的眼泪。但是，仔细一琢磨，却不大对劲了，因为林冲未免太绝情，而绝情的理由，却是因为他太懦弱、太自私。

我们看他说的“：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

你看，前面说好说歹，好像是为了娘子考虑，担心她误了青春，但最后一句“免得高衙内陷害”，却吐露了心迹：原来，他是担心高衙内不放过他，所以主动交出自己的老婆！

汉语中有一个词，叫“壮夫断腕”，很悲壮的一个词。而林冲这样做，叫什么呢？只能叫“懦夫断腕”，很可悲。

而且，他还说“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为什么要当着众高邻的面？因为要大家做个见证，他已经当众表态放弃，从此与他无关了。什么叫“明白”立纸休书？要让谁明白？就是要让高衙内明白，我已放弃了老婆，任从她改嫁，剩下的事是你高衙内与我老婆的事、与张教头的事，与我无关了，你不用再陷害我了。

伤得越深，爱得越真

你看，高衙内、陆谦、高俅等人步步紧逼地陷害，不是让他愤怒，而是让他惧怕。当我们对坏人的怕压倒了恨，畏惧压倒了愤怒，我们不就只有屈服一途？

更糟糕的是，他的这场横事，明明白白的是高俅、高衙内父子陷害；他此时做出的这种丢妻保夫、懦夫断腕的事，明明白白是被逼无奈，众高邻都心知肚明，他却偏偏要申明：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他为谁开脱呢？当然是为高俅父子开脱。他为什么要为他们开脱呢？他还想以此讨得他们的欢心，使他们对他的迫害放松一些，甚至，良心发现，还能关照他一些。

一个人，一旦被对方彻底打败、被对方彻底控制、对对方无比恐惧，对方越是压迫他，他越是要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甚至帮着对方出主意，保护对方。这种现象，现代心理学把它称为“斯德哥尔摩情结”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情结，是指犯罪事件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一心理学名词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桩银行绑架案。此事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一百三十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四名受害者在事后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了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加以照顾的感激，相反，他们却对施救他们的警察采取敌对态度。事后，被绑架的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一名绑匪并与他订婚。

斯德哥尔摩情结的本质在于：在加害者处于完全优势的情况下，被害者不能逃离加害者圈定的博弈母系统。加害者行为在本质上的不正当性就被忽略，而生存第一的首要目标就会导致被害者产生合作的行动。

在权力社会里，权力拥有者处于绝对的优势，被权力侵害的人无法摆脱权力这个母系统，于是，权力拥有者行为的不正当性就被忽略。而为了生存，为了不至于招致更大的迫害，受害者就会产生与施害者合作的冲动，并对施害者没有采取更极端的伤害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