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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服从和道德的自由自律和他律（第1页）

第四章　服从和道德的自由（自律和他律）

善是要求存在的。善对我们提出了实现底要求。而某一要求底充实，我们就叫作服从。

我们对于道德底要求，也像对于一切的要求一样，可以用了种种的方式来服从。一个行为之所以是善，既然不在行为本身，而在行为所以为根据的心情，服从之道德的价值自然也要看它所以为根柢的心情如何而定。怎样的服从是道德的呢？假使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极其明了道德的心情底本质。而道德的立法者（Gesetzgeber）问题就不过是这个问题底另外一面。

当人向我来说你要如此这般地做的时候，我底最初经验是他在那里想欲什么。我对于这别人底意欲可以取种种的态度。一是单单把它当作别人底事实，看过完事，这种事实是与我自己底意欲各别存在的。如果道德的要求对于我们就是这一类的事实，那与我们可说毫无意义。反之，道德的要求也可以要我们起了一种无条件地担当的感情。中间有一种东西会得赶我们逼我们去充实它。这会赶我们逼我们的是什么呢？这就是问：道德的服从底根据是什么？

大概服从底根据可以把它分成了四个。第一个根据是——无根据。听见了一个命令，便以一种机械的必然，盲目地去服从它。像受催眠术者便是这样的。他底人格和在他人格里的一切别的动机都已弄昏了。只有催眠者在他心里唤起的目的观念得到了绝对的支配权。所以这个目的观念会得就在实行上显现出来。术者说举手，他就举了手。而盲目的信仰又会和这盲目的服从并行。因一切在他心里被唤起的观念都有绝对的支配权的缘故，就是给他毫无味道的**，只要说是美酒，他也会得相信就是美酒。

还有一种虽然不像催眠术这样绝对的，却仍可以叫做盲目的服从盲目的信仰的例子。就是小孩子，小孩子服从底最原始的阶段。小孩子底人格虽不弄昏，但他人格底内容却还贫弱，他底心里却还没有多强的动机活动。所以容易受命令所唤起的目的观念给他的支配，去做一种机械的活动。就在成人，诸凡丑事底观念，异常轰动的危险吓人的行为，也会使他感着一种非常强烈的逼人力。他若缺乏抵抗它的独自的精神内容或巩固的动机，这些观念就得到了一种绝对的支配权，立刻显现作行为。如自杀病底传染，便是属于这类的。

我们对于上面所说的盲目的服从应当给它怎样的批判？被催眠者和小孩子是分明站在道德的批判之外的。一来被催眠者底人格并不露现在他底行为里头，所以我们不能叫他底人格负责。二来，小孩子底行为虽然是从小孩子底人格状态发出的，我们却也不能要求小孩子具有另外的人格。我们只能希望他底人格将来更丰富，更有丰富的内容而已。反之，我们对于成人和未被催眠的常态者，却就不是这样。我们就要要求他们有相当活泼而丰富的人格，要求精神的自己活动。假若他们也像小孩子和被催眠者那样缺乏独自的动机和独自的精神的自己活动——甚或用一种“催眠术”，使得别人在精神上道德上发昏，故意把他们底人格弄成麻木，萎缩，残废，终至把它毁灭了，那就该受道德的摈斥。不妨认它就是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恶是否定，孱弱，萎缩，死灭。像上面所说的人格底压缩和毁灭，正是以恶底真髓为目标的。

许多事物都可以在这方面上发生作用。像生理上精神上不许深入地自由地健康地呼吸的恶空气，像妨害人类底生命力向着四面八方发展，让最良的生命力腐化下去的肉体上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像一切种种的软化，任情，胡想，一切种种的精神的麻醉——一切种种不健全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上的流浪，游赏，和瞌睡，都是的。

试举一个卑近的例子来说，比如酒精妄用。就明明是有使人昏迷，使自己活动萎缩的作用的。我们看见过许多人，连生理都因此没落了。有的虽然不至如此，也已减削了他那精神和意志底紧张力，成了精神上道德上的劣等。

在这里人自然有权利发问：社会尤其是国家，到底有没有道德上的使命？若是有的，这里岂不是很可以做他应当做的事？或者——到底还是像有些人所思想的——人是有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让他自己底精神的道德的人格低落下去的罢。只要对于社会底外面的存在没有什么妨害，就一切都可以听他——也许还是听他好些。像酒精妄用，岂但无害，甚至还是对于社会底外面的存在有益的。因为这样，人就容易盲目的服从和盲目的信仰，无论生理上精神上都容易治服。很可以利用来做一个无思想无意志的工具。不过这样利用的观点，并不是道德的，是罪恶的。

但这罪恶还不外乎过于容忍。倘使故意用这种手段使别人底精神昏迷，那就无以名之，只有说它是恶魔的行为。那是故意把一切道德的价值底根据来毁灭了。原本是谁都不会意欲因自己而有那样人格底毁灭的。只是利己主义——人类底所有欲和权利欲，为达到自己底目的起见，未必不用这样的手段。道德上的昏迷和无智，为达到他们所谓高尚的目的起见，是任何有利于它的事都未必不做的。

例如强迫幼弱的儿童记诵他们所不理解的东西，遮断他们底质问，禁止他们底疑惑。使在成长路上的儿童毫无思虑地学习了他所命令的，到得成年也就毫无思虑地只知坚执他所受到的命令。无论这样学习的坚执的东西，是真实而且重要的，或者是并非真实而且重要的，自己底精神活动总已因此失其健全的作用。以后闪避自发的认识，和消沉认识的欲求的癖性，就由所有压抑理解，不答质问，不解疑惑造成了。

这是个重大的道德上的损失。小孩子底质问和知识欲，就使是怎么样的麻烦人，还是在道德上有价值的。道德上真正有价值的，并非不经自己底精神劳苦而得据为己有的知识，是发问，是探查，是研究，是对于真理的热烈的冲动，是“真理感”。单只把一种东西给儿童，教儿童无思无虑地习得所给的，便是从儿童巧夺了这道德上极可宝贵的东西。

固然课业上的材料是须受动地学习的。但是健全的教育术必须使得这种学习不全然是受动，使得受动之中渐渐发生了学习底努力和独立的识解。而且能够把他习得的立刻去应用。教育若不如此，必致成为受教者终生之累。我们看见了多少人都把自然底奇异，人工底精致——以及人生底奇妙，丝毫不知发问地放过去了。这些人不都是受了以无思虑的受纳为主的教育术底害的吗？

他们岂必以这样的教育为他们底目的？岂必因某种道德上的目的竟使自己底思维腐败残废？无奈事实多是如此。而道德却是从来没有以真理感底缺乏和发问底禁止和疑问底拒绝为条件的。

现在就是中等以上的教育所注重的语言教授也时常引人思想和人格沉入昏迷。人为什么要注重语言教授呢？若说人必须学过说方才会得想，那是颠倒实际事态的。想是首先要——观察，锐敏地把握事实，准确地保持事实底特色。然后把它比较，发见它底本质，探究它底关系和法则。终至由一事确实地推出了别一事。而说——则不过把认识明白思维清楚的来着上适应的语言。若使缺乏明白清楚的思想而说话，则所说就是造作的，玩笑的，不过是搬嘴弄舌的。而搬嘴弄舌就是使思想——同时使一切明了而确实的评价——昏迷的最妙的手段。

警句空话能给我们做些什么呀？不过使人沉醉而已。许多理想主义者，都不过是对于美妙语言的热情而已，人如认真一探所说究系何事，显示什么事实，问他高尚的价值在哪里，便什么也不见了。而一面却有许多的酷评，单以所谓会有不良影响的缘故，加在从未探究过它底真意义的语言之上。若使被教育者最容易受印象的年龄，多半化在语言底练习，毫无疑义地就把永久的基础奠在这样的盲目上面了。语言确是可以表现思想的，然而语言却也可以隐蔽了思想底缺点。语言底构成固然可以表示思想底构成，但想从语言底构成测知思想底构成，不过是从衣服底形体和襞纟间测知人体和运动一类的事情。单单明了语言底组织心想彻底明了思想底组织，正同单单研究衣服心想精通解剖学的知识一样的是妄想。

无论如何，可以做教育底主目的的，并不是语言本身，是思想。是以事实做基础——又能对于事实做审美的伦理的评价的思想。那在中等教育初期的儿童实际正是饥求自己喜好的事实——自己周围的世界和历史的。这正是自然示人的正路。但人却不由这正路，竟以语言底形式教授锁梏那年轻的精神。

而作为精神的道德的麻醉底手段还有更其痛切的实例。像那并非由于什么道德的心情，只因迟钝无思虑而奉行的许多的惯习，外面的行为，仪式都是的。这种“外面的事业”就使本身是善的，一到人觉得做了这样的事业便已尽了自己底义务的时候，它便不止是人格一般底昏迷，还就是良心底昏迷。既已忘失道德意识要求善良的心情，就使本身是善良的事业，也都可以成为恶的。单单要求以及赞赏外面的活动的，就是为害道义的。

至于用外相庄严，灯火底辉煌，香烟底缭绕，刺激或催眠的音乐等等，以人工来制造气分，陶醉官能，外相虽然和前述的并不一样，实际还是一样的昏迷手段。无非先将煽动空想之焰的画景卷舒在官能之前，描绘在精神眼之前，而以系统构成的精神上或宗教上的行法完成其效果。

以此终至唤起了跟催眠术全然同样——而其效果恐怕还是更其持久更其深刻——的精神状态。人都无抵抗地给某种印象所引动。成了别人底盲目的器械。做着盲目的服从和盲目的信仰底承当者。多少宗教的热狂和它底传染，都是从这里来的。

就这例子，也不是一定要说用这类手段引起的事项就都不是“善”的。不过它不是从人底真的心情产生，以它本身论，是道德上没有价值的。再从道德上的根据和道德的结果看来，也是应当摈斥的。人格，和它明透的意欲，和它自由的考量和决断，以及探究的真理感，都由此受戮；这人格底受戮，实是应得悲叹，甚至应得最高的道德的厌恶的。

还有所谓训练（Disziplin）。若使训练是指使人明确意识道德上的目的，确实把握正当的手段说的，——换句话说，是指道德的品性底训练说的，训练自然是个美妙的话头，也是一件正大的事情。即使训练是指专把外面的行为来器械化说的，也还可说训练还有一点节减精神力消费，增加事效分量的用处。倘使不是这样，所谓训练竟是将向往道德目的的意欲来器械化，要求一个人对着别个人作盲目的服从的，则这样的训练实是道德上的杀人，也是道德上的自杀。人未必不会在道德上犯过。他也未必不会将那违反我们底名誉和良心的事来指令我们。所以誓为盲目无条件的服从未必不就是誓为忘名誉无良心的行为。设使这样，——服从的固然是做的无名誉无良心的勾当，就是命令人这样服从的，也一样不能不说是无名誉无良心的勾当。纵使命令底内容本身异常佳善，但因它牺牲了道德的人格，总还是邪恶的。就使所谓国家底伟大和权力非建立在这训练底基础上不得安固的说法是真理，也只有任它没落。这也是在于道德上的错误全然由于道德上的昏迷的一点。

又凡以为盲目的服从所做的事，服从者可以不负责任，责任可以由命令者担负的，也是这一种的昏迷。命令者底责任固然比之服从者重，但所谓命令若非物理的强迫，服从者总难借这因头来推诿自己底责任。道德上的责任，并非好像担子，可以从这一只肩头移给那一只肩头的。若想把对于自己底意识的行为的责任“转移”给别人，就这想转移的一念就已犯了罪，违了良心。若是誓约以为服从者底责任可以转移给他，那他所犯的罪就是双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