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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违 约 责 任（第4页）

广州海事法院于2014年3月28日作出（2012）广海法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一、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659。29万元及利息；二、驳回南海救助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二、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256。13万元及利息；三、驳回南海救助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南海救助局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州海事法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

4。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以下简称救助公约），救助公约所确立的宗旨在本案中应予遵循。因投资公司是希腊公司，“加百利”轮为希腊籍油轮，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本案进行审理。我国海商法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海难救助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海事法律制度，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救助公约第十二条、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报酬支付原则，救助公约第十三条、海商法第一百八十条及第一百八十三条在该原则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报酬的评定标准与具体承担。上述条款是对当事人基于“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确定救助报酬的海难救助合同的具体规定。与此同时，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另行约定。因此，在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之外，还可以依当事人的约定形成雇佣救助合同。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投资公司与南海救助局经过充分磋商，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支付报酬，且“加百利”轮脱浅作业过程中如发生任何意外，南海救助局无需负责。依据该约定，南海救助局救助报酬的获得与否和救助是否有实际效果并无直接联系，而救助报酬的计算，是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以及人工投入等事先约定的固定费率和费用作为依据，与获救财产的价值并无关联。因此，本案所涉救助合同不属于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所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而属雇佣救助合同。

关于雇佣救助合同下的报酬支付条件及标准，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并未作具体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海商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相关因素对当事人在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费率予以调整，属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应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予以规范和确定。

南海救助局以其与投资公司订立的合同为依据，要求投资公司全额支付约定的救助报酬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法院以一审判决确定的救助报酬数额为基数，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判令投资公司按照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支付救助报酬，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但鉴于一审判决对相关费率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为基础，南海救助局对此并未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结果可予维持。

【案例3-15】

山西京海公司等诉莱芜钢铁集团莱芜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1。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30日，山西京海公司等三企业与莱芜矿业公司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山西京海公司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矿业权整合，并注册成立新公司，作为完成整合后的唯一矿业权人；莱芜矿业公司受让持有矿业权的新公司全部资产。合同签订后，山西京海公司等将矿山和实物资产全部交予莱芜矿业公司。此后，山西京海公司等将矿业权整合方案上报审批。2014年9月1日，新矿业权人丰镇京海公司取得全部整合范围的矿业权。2012年5月29日，莱芜矿业公司提出终止《转让合同》。

2012年6月5日，山西京海公司等回函声明不存在违约情况，拒绝接管财产。此后，双方多次函件往来。2012年8月15日，莱芜矿业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山西京海公司等派员接管所有资产，返还预付款等。2014年9月11日，山西京海公司函告莱芜矿业公司，要求莱芜矿业公司派员办理丰镇京海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手续。山西京海公司等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莱芜矿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价款，配合将丰镇京海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莱芜矿业公司，并赔偿拒绝履行合同的利息损失。莱芜矿业公司提出反诉，请求确认《转让合同》已解除，山西京海公司等连带返还预付款。

2。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山西京海公司等最终完成资源整合，不存在违约行为，莱芜矿业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发生效力，合同应继续履行。遂判决莱芜矿业公司继续履行《转让合同》，支付剩余合同价款，配合将丰镇京海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莱芜矿业公司。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对矿业权的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公司持有的矿业权转让性质不同，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差别。山西京海公司等将矿业权和实物资产交付莱芜矿业公司，将完成整合后的矿业权划转到丰镇京海公司名下，其与莱芜矿业公司基于合同约定发生的是丰镇京海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依法不需行政审批。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以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条件为前提，即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以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为前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或者法定合同解除权，其关于山西京海公司等未在法定期限三个月内提起异议之诉，解除合同通知当然发生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山西京海公司曾催告莱芜矿业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莱芜矿业公司不予配合，致使股权变更约定未能履行，不利后果应由莱芜矿业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3。典型意义

本案系矿产资源整合过程中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如何准确认定合同性质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重点和难点。本案中，转让人已将案涉矿业权登记在约定的目标公司名下，其与受让人之间基于合同约定发生的是新矿业权人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矿业权人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性质不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同时，本案判决明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的解除条件，对于依法确定解除合同通知效力，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保护诚信履约方亦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3-16】

大庆市福铭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基本案情

2012年，大庆市福铭达公司（甲方）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使用甲方的车辆进行运输施工；乙方按月代扣或垫付运输费支付给甲方，确保甲方向银行按月偿还购车贷款。合同履行后，福铭达公司只收到了一个月的款项，遂于2013年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瑞公司支付1425。6万元及利息。

华瑞公司辩称，因其已将案涉煤矿承包给福建省高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不是本案诉争合同的合同主体，诉争合同上的印章“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亦表明福铭达公司是与高华公司签订诉争合同。

2。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瑞公司开发案涉工程均是以华瑞公司名义进行管理；诉争合同的签约人陈齐钦并未表示其代表的是高华公司；涉案的33台车辆均是送到华瑞公司的施工现场，接受华瑞公司的调遣与管理；施工现场资料表明，陈齐钦为华瑞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产生争议时是华瑞公司出面协调解决。综上，应当认定陈齐钦是代理华瑞公司而为的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华瑞公司承担。判决：1。华瑞公司给付福铭达公司租赁费950。4万元，违约金98。92万元。华瑞公司上诉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瑞公司以有新证据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合议庭认为案外人高华公司出具的自愿承担诉争合同法律责任的承诺书有违情理，遂远赴位于福建省福清市的高华公司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华公司对本案诉讼根本不知情，亦未出具过任何承诺声明，是陈齐辉伪造了高华公司的印章、介绍信，以高华公司的名义与华瑞公司签订工程建设施工承包合同，并以高华公司的名义向法院提交承诺声明。综合考察诉争合同签订的背景、诉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福铭达公司对相对人权利外观的认知等情况，认定华瑞公司是诉争合同主体，应当对福铭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遂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3。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黑龙江省与山西省的双方当事人，还涉及福建省的案外人。

由于涉案事实涉及地域广，事实查明是本案审理的难点。与福铭达公司签订诉争合同的八工区项目部，究竟是高华公司的项目部，还是华瑞公司的项目部，是确定本案义务人的关键事实。由于华瑞公司再审申请时提出的新证据表明华瑞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这一证据可能否定原审认定的事实，由此本院依法再审。在再审庭审时，高华公司主动揽责的行为，使法官感到有违常理，遂依职权远赴案外人高华公司办公地查明了事实真相。因华瑞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但经过再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维持了原审判决，这体现了再审申请审查与再审审理的法律程序性差异，也体现出第二巡回法庭在审理跨行政区域民事案件中，对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