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先后册立或追封四位皇后。
第一位是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他母亲的侄女,算是舅表亲,聪明而美丽,由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做主订婚、聘娶。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册立为皇后。事过两年,二人性格不合,时常发生口角。一天,顺治帝让大学士冯铨查阅并奏报前朝废皇后的历史故事,冯铨等疏谏,顺治帝严词拒绝。顺治帝大怒道:“皇后无能,所以当废!”后礼部尚书胡世安等十八人分别具疏力争。一个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奏称:“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这件事被下发诸王大臣会议。会议结论是:皇后仍居中宫。顺治帝命再议。顺治帝坚持己见,奏报皇太后,并得到懿准,废掉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直到顺治帝病重,废后请求见顺治帝一面,也被拒绝了。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即受到顺治帝的斥责。皇后能委曲圆通,又有太后呵护,得以未被废掉,至康熙五十六年死,寿龄七十七。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追封),姓佟佳氏,都统佟图赖之女,是康熙帝的生母。顺治十一年(1654年)生玄烨,年十五岁。康熙二年(1663年)病死,二十四岁,时康熙帝十岁。
第四位是孝献皇后(追封),董鄂氏,就是顺治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
这位董鄂妃的身世,也是清宫的一桩疑案。她的身世有三说:有人说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清史稿·后妃传》则说她姓栋鄂氏。而根据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回忆录和学者的考据,她曾经是福临同父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是福临夺其十一弟之爱。董鄂氏因聪敏俊丽,明秀婉惠,诵经习书,善解人意,而博得顺治帝的宠爱。两人情意缠绵,火热爱恋。据载,其事被博穆博果尔发觉,董鄂氏遭到夫君的严斥。
董鄂氏受了委屈,找顺治帝哭诉。顺治帝闻知后,狠狠地打了博穆博果尔一个耳光。博穆博果尔心情痛苦、愤怒,但事情发生于当今皇兄身上,是没有地方讲理的。于是,博穆博果尔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忍,二是死——博穆博果尔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初三日,或是忧愤致死,或是自杀而死。
博穆博果尔死后,顺治帝在其二十七日服满后,将董鄂氏娶进承乾宫。此说,清史学者持是与否两种看法。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宠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典礼之隆。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过了三十三天,即九月二十八日就被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在历史上十分罕见。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仅此一例。
二是尽改恶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在道德方面的过失”。(魏特《汤若望传》)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纵**之习。但顺治帝自从遇到董鄂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董鄂妃受到专宠。
三是荣宠董鄂妃生下的皇四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董鄂氏生下一位皇子。顺治帝福临高兴至极,甚至有让这个儿子继承皇位的想法。
但事有不巧,小皇子出生三个月,未命名,便夭折。这件事对董鄂妃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自从她嫁给皇上,虽然受到宠爱,但是也招致其他后妃的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孝庄太后的不满。她最大的期望就是生一位皇子,将来母以子贵,作为晚年的依靠,没想到儿子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字就死了。顺治帝也非常悲伤,为了安慰董鄂妃,追封这位早夭的儿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在蓟州黄花山下修建“荣亲王园寝”。墓碑刻: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本来是皇四子,却被称为第一子,说明这位皇子及其生母董鄂妃在顺治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四是身后隆遇谥典。董鄂妃死后,追谥为皇后。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都到皇宫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皇帝辍朝五日,谕旨不用朱批而用蓝批,将“三十名太监与宫女悉行赐死”在阴间服侍爱妃,撰写悼念数千言行状等。这对于一位亡妃来说,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几乎就在同时,顺治帝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同憨璞性聪和尚见面了。憨璞性聪,福建延平人,十八岁为僧,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住京师海会寺。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两人相谈甚欢。
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聪进入大内,后在西苑万善殿与他对话。
顺治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巧言阿谀,让顺治帝觉得很欢心。憨璞性聪还巴结顺治帝身边的太监,他有赠太监的诗十首,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赠弗二曹居士》云: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
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毗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
(《憨璞性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憨璞性聪会逢迎皇上,又广交太监,所以受到顺治帝的信赖。顺治帝多次召他入宫里,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憨璞性聪是一位政治和尚。在憨璞性聪的影响下,顺治帝对佛教的信仰,愈信愈虔,愈修愈诚。
影响顺治帝最深的是,憨璞性聪推荐了南方来的三位高僧——玉林琇、木陈忞、(áng或yǎng)溪森。
玉林琇(1614—1675),江苏江阴人,俗姓杨,出身于名门巨族。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虔诚奉佛,十八岁入常州磐山寺,二十三岁任浙江湖州报恩寺住持,道风严峻,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遣使宣诏玉林琇入京说法。玉林琇先是辞谢不应,以示遗民风骨。经顺治帝三次邀请,直至十六年(1659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阐释高深禅理,机敏巧妙奏对,甚蒙顺治帝推崇。顺治帝屡至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他给自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琇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
对玉林琇的弟子,“俱以法兄师兄为称”。玉林琇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初赐玉林琇以“大觉禅师”称号,不久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1660年)十月十五日再次到京,这正是董鄂妃仙逝、顺治帝万念俱灰的时候。第二年二月十五日,玉林琇南还。顺治帝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据说玉林琇为人“阴鸷”,平常寡言多思,但野心极大,“阳为忘荣谢宠,而实阴行其沽名钓誉之术”。
他晚年因弟子仗其势强占地产与邻近民人争讼,他的寺庙被焚毁,后自己则“终日危坐”
而死。他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等。
木陈忞(1596—1674),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住持宁波天童寺。他编过《新蒲绿》诗文集,不满清朝统治,后来投靠清廷。有人写诗讽刺他说:“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
木陈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顺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忞在京八个月,受到顺治帝尊崇,下榻于西苑万善殿,被赐封“弘觉禅师”尊号。顺治帝尊称他为“老和尚”,以师礼事之,自视为弟子。一次顺治帝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挂念,那我就要出家了!”两人除了参禅问佛以外,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时政,话题广泛,见解相同,话语投机。木陈忞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赞他是“僧中右军”。顺治帝对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如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雍正皇帝对木陈忞记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顺治宫廷秘事,颇为深恶。木陈忞后来受到打压,僧门衰落。他有《百城集》《北游集》等传世。
?溪森(1603—1667),广东博罗人,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为僧后,作为玉林琇的大弟子,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伴帝最久。
?溪森与顺治帝相处时间最长,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顺治帝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的匾额,以示荣宠,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
这些和尚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丧子、丧妃、丧乳保的哀痛,也缓解了他治国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