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在上述这首诗的后面有个诗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帝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八月二十三日),到这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帝到热河避暑时,雍正帝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避暑山庄狮子园是乾隆帝的出生地。这里要介绍一下管世铭。
管世铭,字缄若,江苏阳湖〔1〕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五十一年(1786年)十月以户部主事入值军机处,六十年(1795年)改浙江道监察御史,经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奏请,仍留值军机处供职。嘉庆三年(1798年)十一月十二日去世。虽然他的官品并不算高,但担任军机章京长达十余年,又得当朝元老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知遇,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清史稿·管世铭传》卷三五六)他熟知内廷掌故和宫闱秘闻,多次随驾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也比较熟悉皇帝在避暑山庄的起居行止。而且当年康熙帝驻跸避暑山庄时,多次亲临狮子园,与雍亲王一家团聚。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曾经在狮子园相聚,成为清朝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所以,军机章京管世铭明确写出:“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管世铭是当朝人写当朝事,在文网严密的时代,这样写应当是有所依据的。
事情无独有偶,乾隆帝的儿子嘉庆帝也曾说皇父出生于避暑山庄。嘉庆帝颙琰于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正月元日,乾隆帝禅位的同时,正式登上大位,乃父则做太上皇。这一年,嘉庆帝三十七岁。
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首次作为太上皇在避暑山庄过万万寿节〔2〕。庆祝八十六岁大寿,嘉庆帝特别写作《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云: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
这首诗的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绵算循环,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缘,不可思议。”诗文的意思是说:皇祖康熙帝在辛卯年(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帝也恰好在这年降生于避暑山庄,这福寿无量因缘是值得庆贺的!
嘉庆二年(1797年),乾隆帝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帝随驾到避暑山庄,再次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嘉庆帝把皇父乾隆帝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嘉庆帝以上两条诗注,都表明:
皇父乾隆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
人们把嘉庆帝的诗和管世铭的诗
联系起来分析思考,据此认为乾隆帝的出生地是避暑山庄,而不是雍和宫。
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谕
旨梓行《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就是嘉庆帝的个人诗集。上述两首诗收录在集中,刊行于世。这说明嘉庆帝到此时还是认为皇父乾隆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应当说明的是,嘉庆帝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太上皇祝寿赋诗时已近不惑之年,在皇父仍健在时,所写的诗和诗注都明明白白地说皇父诞生于避暑山庄,可见此说在当时具有通行性。
此外,避暑山庄中有一件文物,就是紫檀木雕盆托上放着的一只铜盆,据说是乾隆帝出生后三日用来洗澡的“洗三盆”。既然乾隆帝的“洗三盆”放在了避暑山庄,因此有人视其为“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庄”的一件证物。所以后来有官员说:“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
然而,嘉庆帝后来放弃了这一说法,而认同皇父乾隆帝“诞于雍和宫邸”
的说法。这就演绎出了一个现象,“御”盖弥彰。
三、御盖弥彰
嘉庆帝在尔后的年月,放弃了皇父乾隆帝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怎么放弃的呢?清朝每一位皇帝登极以后,都要为先帝纂修《实录》和《圣训》。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在审阅呈送稿时,发现《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都把皇父乾隆帝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于是便命编修大臣认真核查。英和《恩福堂笔记》载:“丁卯岁(嘉庆十二年)实录馆进呈《圣训》,首载‘诞圣’一条,仁庙即以为疑,饬馆臣查覆。”这个英和是何许人也?英和,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朝进士,历官值南书房、经筵讲官,曾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工部尚书、热河都统等,与修《清高宗实录》和《清仁宗实录》等。英和“自其父及两子一孙,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清史稿·英和传》卷三六三)与此事相关的人员,还有刘凤诰。
刘凤诰,字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嘉庆四年(1799年)开馆纂修《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官吏部侍郎,故称少宰,任纂修官,后升为总纂、副总裁官。他奉旨查覆,把乾隆帝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帝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册页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帝审阅。据英和记载:“经刘金门少宰凤诰奏,本圣制《雍和宫诗》,将圣集夹签进呈,上(嘉庆帝)意始解。而圣制诗注谓:‘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则知‘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
嘉庆帝面对皇父御制诗及其注,感到大为不恭不敬。在皇父出生地的问题上,怎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旨意呢!于是,嘉庆帝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而认同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按照嘉庆帝谕旨编纂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写道: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仁慈淑慎,恭俭宽和,事世宗宪皇帝,肃范彤闱,勤襄内职,储祥毓釐,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清高宗实录》卷一)刘凤诰澄清了如此重要的讹传,受到了嘉庆帝的恩眷。到《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编修告竣之时,刘凤诰官为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吏部右侍郎,并开复(撤销)前此修书降一级的处分。
然而,嘉庆帝是一位平庸的皇帝,在对皇父乾隆帝出生地问题的处理上有些疏忽大意。乾隆帝诞生于雍和宫邸的说法,只有嘉庆皇帝本人与纂修《清高宗实录》的极少数馆臣知道,而其他大臣并不知晓这个钦定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嘉庆帝并没有明降谕旨,修正《清仁宗御制诗初集》中记载皇父降生于避暑山庄的文字。因此,很多人仍然认为乾隆帝诞生于避暑山庄。这样就导致了一次震动朝野的“嘉庆遗诏”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时军机大臣托津等代笔撰写了《嘉庆遗诏》,其中采用了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清高宗实录》纂修官之一曹振镛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上疏,“称高宗诞生于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曹)振镛,振镛召对陈之”。(《清史稿·曹振镛传》卷三六三)道光帝得到这个奏疏后非常重视,连做了三件事。
第一,谕旨追回《嘉庆遗诏》。其时遗诏刚发出去不久,道光帝降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督抚,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的遗诏追回。
第二,谕旨更改《嘉庆遗诏》。曹振镛在遗诏风波中为道光帝立了功,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军机、上书房总师傅、赐图像入紫光阁。道光帝命曹振镛主持修改《嘉庆遗诏》中的错误,如:原本:“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
改本: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即影像)在焉,予复何憾?”
上面把“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一句,改为“我祖、考神御在焉”。
第三,更改《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当年嘉庆帝发现自己的诗注有问题时,并没有将付梓诗集收回更正,导致后来托津、戴均元又采用了诗中的说法。道光帝则对《清仁宗御制诗初集》中有关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庄的文字加以订正,重新付梓。比如:初版《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改版《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康熙辛卯年,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
瑞启苍符,山征仁寿……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而山庄之建,亦适成于是岁。瑞应祥征,默孚宝祚。
”
但是,嘉庆七年(1802年)版的《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已经梓行,广泛流布,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版本的《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前者仍在广泛流传,后者新迹赫然纸上。道光帝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御盖弥彰”——皇帝愈是掩盖,结果愈是张扬,反而使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之说广为天下所知。
朝廷无小事,细末酿风波。康熙帝尝谓: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闹腾了三朝,最后酿出一场宫廷政治风波。
一名普通百姓,出生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算是一回事;但对民族、对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皇帝却不同,本来民间就对宫廷秘辛、宫闱秘闻有兴趣,加上朝廷的推波助澜,这桩疑案成为了坊里小说、民间戏曲、野史逸闻、电影电视、网络文学的热门话题,不断发酵,愈发扩散。
总之,乾隆帝、嘉庆帝和道光帝关于乾隆帝出生地的说辞,仅以乾隆帝御制诗及其诗注为修改依据,尚不能使天下人信服。所以说乾隆帝出生之地,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1〕阳湖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武进县分置。民国初,废入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境。
〔2〕皇帝生日称为“万寿节”,太上皇生日尊称为“万万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