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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皇太极争汗位（第2页）

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乌碣岩之战中，舒尔哈齐在双方接战后仍迟不出战，后褚英与代善的军队打败了乌拉军。努尔哈赤追究此事，怒责舒尔哈齐，令将他属下两名战将常书、纳齐布论死。舒尔哈齐则说：“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努尔哈赤虽作了让步，但此后不再派遣他带兵作战。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严重失和。老满文档册里记载：舒尔哈齐战时不肯出力，贪得无厌，常出怨言，因此努尔哈赤责备他。但舒尔哈齐仍不自省，反而策划迁居黑扯木自立。于是努尔哈赤大怒，就没收了他的家产，杀了他的大臣。后舒尔哈齐回来，努尔哈赤又把没收的家产还给了他，可是他依然不满。努尔哈赤再次“夺取”舒尔哈齐的属人、部将及产业。

《爱新觉罗宗谱》云：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舒尔哈齐的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因罪被处死。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舒尔哈齐被囚禁死。朝鲜人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说舒尔哈齐“有战功，得众心”，被“奴酋所杀”。明人黄石斋《建夷考》记载：“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同年，舒尔哈齐死。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则说：“奴酋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计杀之。”清史学家孟森称：清太祖努尔哈赤“推刃胞弟”“实乃杀之”。

努尔哈赤兄弟发生内讧，骨肉相残，为家门不幸。但这种整合，既强固了建州的力量，也为皇太极嗣位准备了条件。

（二）褚英事件。舒尔哈齐死后，褚英地位日显重要。褚英因居长，屡有军功，被努尔哈赤授命执掌国政。褚英柄政后，因年纪轻，资历浅，心胸褊狭，操之过急，受到“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和何礼、安费扬古、扈尔汉等内外两方面的反对。褚英对这些建州的“柱石”和“元勋”，既缺乏谦恭的态度，又没有笼络的智术。他想趁汗父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这促使“四贝勒”与“五大臣”以内外夹击的策略，共同对付褚英。他们向努尔哈赤奏告褚英：第一，挑唆“四贝勒”与“五大臣”不和；第二，公然声称要索取诸弟财物；第三，曾扬言，我即位后将杀死同我为恶的诸弟与诸大臣。由是，褚英陷于孤立境地。

努尔哈赤感到事态严重。他在权衡长子褚英与“四贝勒”“五大臣”两方力量之后，决定疏离褚英。努尔哈赤下令削夺褚英所领部众与财产，均等地分配给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四位弟弟。褚英政争失败后，大为气恼，非但没有自省，反而“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于是“乃坐咀咒”父亲和诸弟之罪。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命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内。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经过两年的反复思考，“始下决断，处死长子”。褚英年仅三十六岁。这个事件是父杀子，很不光彩，到乾隆重修《无圈点老档》

（《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时，将这段记载删掉。直到1962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台中市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地下仓库里发现，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旧满洲档》为书名影印出版，学者看到了上述影印老满文档案的记载，才将其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三）大妃事件。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后金宫里发生一起大事件，就是小福晋德因泽讦告大妃和代善。《满文老档》记载小福晋德因泽向天命汗告发代善与继母大福晋暧昧关系道：第一，“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皇太极），四贝勒受而未食。”第二，“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也！”

第三，“大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第四，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的家里宴会、集议国事时，大福晋饰金佩珠、锦缎妆扮，倾视大贝勒，彼此眉来眼去。诸贝勒大臣虽内心不满，因惧怕大贝勒和大福晋而不敢向汗报告。努尔哈赤派扈尔汉、额尔德尼、雅逊和莽阿图四大臣进行调查，后奏报讦告属实。

同时，又查出大福晋在多处藏匿金银财物。

努尔哈赤对大贝勒同大福晋的暧昧关系极为愤慨，但他既不愿加罪于儿子，又不愿家丑外扬，便借口大福晋窃藏金帛，勒令休离（一说后恢复）。或言德因泽告讦之谋出自皇太极。皇太极借大贝勒与大福晋的关系，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福晋被废，又使大贝勒代善声名狼藉，并离间努尔哈赤与代善的父子关系，为他后来夺取汗位作了铺垫。后莽古尔泰将他的生母富察氏衮代杀了。这位大福晋，即大妃，到底是富察氏衮代，还是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并无定论，但是，此后阿敏、莽古尔泰的两蓝旗势力大为削弱，增加了皇太极嗣位的机会。

（四）代善事件。代善祸不单行，除受大妃事件牵连外，同年（天命五年）九月又发生一件大事情。这同代善自己的弱点有关。代善偏爱后妻之子，将好的财产、人口分给后妻所生的幼子，将不好的财产、人口分给前妻所生的次子硕讬。硕讬愤恨不平。代善告硕讬与庶母通奸。硕讬于是与斋桑古（阿敏弟）、莫洛浑夫妇共谋欲叛逃投明。事觉，经审：关于“通奸”——只有喀勒珠一人说“有”，其他人都说“没有”，硕讬说“全系乌有之言，因感到自己被诬。”所以，硕讬之被诬和喀勒珠之伪证昭然若揭。

关于“叛逃”——莫洛浑夫妇承认“确有此事”；硕讬则咬定说“绝无此事”。

努尔哈赤叱责代善说：“汝妻的阴谋使喀勒珠出自其口，你便上了这般中伤话的当。硕讬是你的亲生儿子，如果听信你妻的花言巧语而残杀亲子，诸弟还在啊！你又想用什么法子对付诸弟？因为妻的唆使便想除掉亲子与诸弟，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于是，努尔哈赤命杀死莫洛浑夫妇等人，而不杀硕讬。但代善要杀死硕讬，努尔哈赤不允，命将其幽禁。代善听信后妻谗言，先后五六次跪请父汗诛杀硕讬，并要求将硕讬交给自己亲手杀之。

努尔哈赤坚决不允其请，并下令尽夺代善已得的权位和所领的臣民，让代善及其妻一无所有地过活。

尽失财产、名位的代善请求手刃其妻，努尔哈赤不许。努尔哈赤集合众人，当众释放硕讬，命将喀勒珠缚绑于柱，让硕讬凌迟杀之。九月二十八日，代善亲自杀妻后，到汗父处请罪：“我已除掉妻了！”

这件事情说明代善在处理家事与国事上，都缺乏公平与情理，也缺乏胸怀与情怀。此后代善同汗父及其弟皇太极的矛盾日渐加深。

（五）阿巴亥事件。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努尔哈赤患病，到汤泉浴疗。八月，病危，乘船由太子河返还沈阳。努尔哈赤召大妃阿巴亥出来迎接。十一日，大妃到了叆鸡堡，努尔哈赤死。大妃阿巴亥殉葬，遗留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实录》记载，当时大妃不欲殉死，诸王大臣秉持遗命，逼令殉葬。有学者认为：这是史官的曲笔，因为愿殉被许，是妻妾的最高名誉，而认为乌拉那拉氏不愿殉死，这不过是削弱其三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地位的宣传手段而已。

以上五大事件，时间跨度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努尔哈赤兄弟失和，到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时间长达十九年。

在上述事件中，怎样看待皇太极嗣位的争议呢？说皇太极继位是“正取”，理由是——舒尔哈齐、褚英死后，大贝勒代善在天命五年（1620年）大妃事件和代善事件后，其威信、权力、地位、军力、财富大为降低，丧失争夺嗣位的优势；二贝勒阿敏在舒尔哈齐与大妃事件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也完全丧失了争夺嗣位的力量；三贝勒莽古尔泰，亲手杀死生母，其镶蓝旗受挫，更失去争夺嗣位的条件。虽然，努尔哈赤生前不曾指定继嗣者，但是他先后清除了舒尔哈齐、褚英，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丧失威信，实际上为皇太极继位扫清了障碍。《清史稿·代善传》记载，“太祖崩，岳讬与其弟萨哈璘告代善，请奉太宗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诸贝勒定策。太宗辞让再三，代善等请益坚，乃即位。”（《清史稿·代善传》卷二一六）所以，皇太极继承嗣位，已经是“瓜熟蒂落”。

有人说皇太极继位是“夺取”，理由是——皇太极借着德因泽告讦而打击诸兄贝勒，又借着阿巴亥事件逼大妃殉葬，使多尔衮和多铎失去母亲呵护，也就失去了嗣位的可能。

因此，皇太极的继位，系“正取”或系“夺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予确证，尚需史料。

清初的宫廷斗争，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残酷！在这些宫廷斗争中，出现了一幅幅黑暗、残暴的画面。努尔哈赤的家族，父杀子、子弑母、夫杀妻、弟杀兄、叔杀侄，甚至诸子合伙逼迫庶母阿巴亥殉葬——撇下可怜的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这些斗争产生了哪些历史影响？有哪些历史经验？

第一，争取实现人合。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说过：努尔哈赤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天合”主要是指天时，“地合”主要是指地利，“己合”主要是指自己生理平衡和心理平衡，而“人合”的“合”字怎样解释？“合”字与“分”字相对，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和合”“协合”，如《诗·小雅·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二是“聚合”“整合”，如《左传》：“宋襄公欲合诸侯”；《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人与事的合，因为万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其统一的合，主要表现为“和合”；其对立的合，主要表现为“整合”；通过“整合”，达到新的“和合”。对人对事，不仅要看到统一的“和合”，更要看到对立的“整合”。将对立的双方整合到一起，才会形成更大的统一的力量。从上面的五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位下的四股政治势力——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多尔衮和多铎、皇太极，是怎样整合到一起的：褚英事件后，其部民、财产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随之设立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爱新觉罗贵族没有涣散，而是更加团聚。后金的事业出现一个崭新的、蓬勃的局面。大妃事件和代善事件后，富察氏衮代死，衮代生前抚养的阿敏、衮代的儿子莽古尔泰两人受到沉重打击，蓝旗力量削弱，代善红旗力量也被削弱。当然最后的得益者是皇太极。清初领导集团内部虽有多次危机，但因经过多次整合，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如果清初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大的分裂，就不可能迁鼎北京，也不可能入主中原。

第二，激活内原动力。代善事件使代善遭到沉重的打击，从此失去争夺嗣位的可能。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又杀死后妻，结果前妻之子岳讬与后妻之子萨哈璘都对代善不满而投向皇太极。所以，努尔哈赤死后，岳讬和萨哈璘最先向代善提出让皇太极登大位，代善只好同意。当然，代善事件最后的得益者是皇太极。天命五年（1620年）经过两次大的整合，后金力量空前团结、空前强大。第二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进兵辽河流域，占领沈阳，攻占辽阳，结束了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在自己弱小的情势下，不断地激活内部的潜力，应当说这是满族兴起的一个内部原动力。通过整合，四股政治势力中的三股——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及多尔衮和多铎，都丧失了继承汗位的条件，天命汗努尔哈赤身后的权力向皇太极聚集。

第三，实行优胜劣汰。努尔哈赤嗣位的候选者——佟佳系的代善，富察系的阿敏、莽古尔泰，叶赫那拉系的皇太极四人，在天命五年（1620年）发生了势力关系的大变动。在整合中通过公平而残酷的斗争，优胜劣汰，强中选强。如第一回合褚英事件中褚英被淘汰，第二回合大妃事件中莽古尔泰和阿敏处于劣势，第三回合代善事件中代善被淘汰，第四回合阿巴亥事件的结果是阿巴亥殉葬，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只能依靠皇太极。当然，最后的得益者还是皇太极。随后，出现了一个皇太极时代。清初宫廷势力整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皇太极顺利地登上了后金大汗的宝座。

第四，改变继位祖制。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召集八子，讨论汗位继嗣问题。天命汗努尔哈赤建立了汗位选举与罢免的八王共议制度，就是“贵族公推制”。

这个制度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身后实行了两次。从顺治朝开始皇位继承改变为“皇帝遗命制”，雍正朝实行“秘密立储制”，同治朝则改为“懿旨定储制”。清入关后十朝的皇位继承制，都不利于竞争，也不利于选优。这是后来清朝衰败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

第五，同明后期相比。明朝皇位继承实行嫡长制，明晚期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是围绕嫡长子继承制发生的，而不是优胜劣汰。因之，明衰落、清崛兴，皇位继承制度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清初满洲经过二十年的碰撞、选择与整合，满洲贵族领导集团逐渐实现“人合”，不断选优劣汰（皇太极和多尔衮是努尔哈赤十六个儿子中最优秀的两位），经常激活内原动力——这是清朝崛兴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