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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的杰作（第1页）

土肥原的“杰作”

◎末代皇帝的复辟梦

1908年清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隔一天先后驾崩。光绪帝的侄子、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不足3岁，就登基做了清朝的儿皇帝，年号“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谁知道，命运不济的溥仪竟成了末代皇帝！

溥仪做皇帝不到三年，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退了位。窃夺国柄的袁世凯，对于清室先前给予他的种种恩惠感恩戴德，所以就搞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让宣统皇帝溥仪仍保留尊号，每年拨给岁用400万两，仍准其居住在紫禁城。这时的溥仪不过还是个6岁的孩子，当然也就感觉不到其中的变故和世事无常的滋味。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兵进京，赶走了总统黎元洪，拥立溥仪第二次称帝，妄图复辟大清帝国。但是这次复辟活动仅有12天时间即告失败，溥仪的皇帝梦再告破碎。不过，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生活也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依旧在紫禁城里做他的皇帝，过着“唯我独尊”的帝王生活。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率国民军占领北京，逼迫溥仪“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将他驱逐出紫禁城皇宫。已是弱冠之年的溥仪这才真正有了切肤之痛，而那几乎渗入脊髓的恢复祖先事业、实行帝制的思想也一天比一天地顽固了。

溥仪出宫后，躲到了他父亲载沣的醇王府里，惶惶不安地度着时日。他的近臣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以及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都劝他到外国使馆去避一避风头。庄士敦主张去英国使馆，而罗振玉主张去日本使馆，溥仪则愿意到英国使馆，但未得接受，最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把他接到了日本使馆。从此，溥仪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联袂演出了一幕“满洲国”的丑剧。

溥仪到日本使馆后，日本公使芳泽即郑重向他宣布，日本政府已“予以认可，承担对皇帝陛下的保护”，并将使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供给溥仪及其后妃、臣下们使用，在生活上也予以照料，还恢复了“大清皇帝”的奏事权和值班房制度。这一切都让溥仪对日本产生了幻想，他回忆说，此时的自己正处在三岔口上，一是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复清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二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也就是“复号还宫”，依然回到紫禁城，过从前那样的生活。第三就是“借外力谋恢复”。而此时日本的举动正好为溥仪实现梦想提供了一线希望，致使他想出洋谋求恢复大清伟业的强力支援。

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日本方面便以出洋为诱饵，于1925年2月秘密将溥仪骗至日本在天津的租借地——张园，后再移居到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居处“乾园”，溥仪将其改为“静园”，取其“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在这里继续从事复辟活动。

先是有直系首领吴佩孚对溥仪上书称臣，而后奉系首领张作霖向他磕头，连皖系首领段祺瑞都与溥仪有过秘密的交往。这就使他又对这几位当时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风云人物生出了幻想，希图靠这些军阀复辟祖业。但这些人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太深的举动，所以溥仪的希望就如同肥皂泡一样旋起旋灭了。

在天津期间，更有许多流氓政客、江湖骗子抓住溥仪一心想要恢复祖业的心理，以甜言蜜语向溥仪大献殷勤，也能得到他的信任和赏赐。东北旧军阀许兰洲介绍的刘凤池就常向溥仪索要出去政治活动的经费，而溥仪也深信不疑，每次出手都很大方，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四五百元不等，当然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有一位俄国军官米诺夫对溥仪说愿意为大清复辟招兵买马，不辞流血，溥仪竟一次赏他6万元。

与此同时，溥仪还听从郑孝胥的建议，写信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请求日本支持复辟，委托他的日语老师远山猛雄把信带到东京。日本方面煽动溥仪复辟的也大有人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曾对溥仪说，现在满族受压迫和歧视，名为五族共和，实际是汉族专政。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也以这种挑拨民族关系的话鼓动溥仪复辟。

专心恢复满清的迷梦令溥仪几乎不惜一切手段，而这一切对于一心想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来说，不仅认识到了溥仪可利用的政治价值，而且也充分利用了他的复辟梦。

◎土肥原出马

日本人利用清朝的末代皇帝当傀儡，来掩护他们**裸侵略行径的准备早在柳条湖事件爆发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

1931年9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就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变东北为日本领土的策略是行不通的，应该以击溃原来的政权，建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为上策。

对于抬出废帝溥仪，日本军政界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币原外相认为，现今满蒙居民大多数为汉族，因此拥立宣统皇帝，在满洲各地名声也不好，何况对中国本部和世界各国的影响。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阴谋等口号下，情况更可想而知。币原认为，拥立宣统皇帝的计划，完全是一个时代错误，它恐怕对将来帝国在满蒙的经营也留下严重祸根。但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按着他们内定的条件反复研究，坚持认为溥仪是最合适的人选。关东军认为可以担当“独立政权”首领的条件是：（1）为3000万民众所景仰，出身名门而又德高望重；（2）家世方面属于满洲系统；（3）不论同张学良或蒋介石都不能合流；（4）能够同日本合作。重要战犯城野宏在他的笔供中也提到这几点，他说：“溥仪之所以被选中，并非由于他是一个杰出人物……以为被选中者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而在这一点上，溥仪的半生历史说明他始终遭受着国民党的迫害……其次，之所以由溥仪统治满洲，也是因为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不喜欢张作霖之类绿林出身者所搞的军阀政治，对由满族爱新觉罗家族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如此条件，当然非溥仪莫属。

1931年7月，日本鹿儿岛驻军联队的吉冈安（在九一八期间任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就隐约向在日本东京学习院学习的“皇弟”溥杰透露了日本人准备扶植溥仪出山的消息，他对溥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7月29日，另有一位日本浪人访问溥仪，并将一把上面题有“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诗句的扇子赠送给溥仪，借以暗示溥仪即将东山再起。

果然，在两个月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溥仪喜出望外，感到复辟的时机到了。他立即派罗振玉、刘骧业去东北与关东军联络，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帮助，在东北这块祖宗发祥地上重新恢复大清祖业，这正与日本关东军的预谋不谋而合。

既然制定了方案，就要立即付诸实施。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决定，为解决满蒙问题，以援助现在势力薄弱的天津军为名，派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大佐前往天津。交给他的具体使命就是通过各种阴谋手段扰乱天津地区，乘机把隐居在天津日本租界“静园”内的溥仪带到满洲。10月27日，土肥原从奉天出发前往天津。

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这样描述在中国待了18年的“中国通”土肥原：“土肥原，以被中国人叫作‘土匪原’，又被外国人称之为‘东方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老牌特务）而闻名。据说凡是土肥原足迹所到之处，必要引起一场灾难。”土肥原这次的天津之行似乎仍然难以逃出这个定义。

1931年11月3日，土肥原驱车来到天津日租界的“静园”，面见溥仪。溥仪回忆说：“他（土肥原）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靠不住的。”

一阵寒暄之后，土肥原转入了正题，他对溥仪说，日本迫不得已出兵，是因为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使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关东军对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他还说，希望溥仪回到他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全力保护它的主权领土。土肥原还保证说，作为新国家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

为消除溥仪所担心的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疑虑，土肥原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随后，土肥原再次保证说，这个新国家是帝国，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一听说是复辟，当即表示愿意去东北。

不料，土肥原夜见溥仪，诱骗他去东北充当傀儡的消息，第二天就被天津的报纸披露出来，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南京的蒋介石立即派高友唐做说客，表示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希望溥仪不要上日本的当。并提出希望溥仪去上海，如果要出洋，除日本外均可，要到其他地方，除东北外什么地方都行。一心想当皇帝、恢复祖业的溥仪坚决地回绝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请求。那几天陆续来人来函劝告溥仪慎重，“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溥仪“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但是被复辟迷梦完全迷了心窍的溥仪，不理会任何劝告，仍然一意孤行。

土肥原见消息泄露，恐怕夜长梦多，决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敦促溥仪尽快逃往东北，静园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一位附着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名片的水果礼品篮子送到静园时，被发现其中藏有两颗炸弹。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拿走检验后说，该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那两天，溥仪还接到了不少恐吓信，其中一封只有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有好心人打来电话，警告溥仪不要去他常去的维多利亚餐厅吃饭，因为这几天常有衣服里藏有电刀的人打听他，他们似乎是张学良派来的人。

紧接着炸弹、匿名恐吓信、好心人的电话相继而至的就是土肥原一手导演的“天津事变”。

1931年11月8日夜11点，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在土肥原的授意下，组织暴乱便衣队2000多人，集结于日本租界海光寺。日军发给便衣队每人现洋40元，配给手榴弹、小钢炮等武器。11时30分，便衣队自海光寺冲出，吵嚷着向天津市政府和公安局胡乱射击，同时在市区内四处骚扰，全市一片混乱。中国警察和保安队奋力反击，第一次“天津事变”爆发。

9日上午，日军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出动驻屯军占领租界周围各街口要道，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同时，日军还架设瞭望台，装置军用电话，监视和指挥便衣汉奸的暴乱行动。日军把装甲车开到了溥仪居住的静园外，将这里严密封锁起来。

10日，便衣队继续制造混乱，日军又出动多架飞机在天津上空盘旋，还轰炸南开大学，水电、交通为之断绝，20万天津市民一时陷于缺水断粮的窘境。

10日晚，在一片混乱的烟幕中，溥仪的随身侍从祁继忠把溥仪塞进了一辆敞篷车的后厢，然后从侍从里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司机，祁继忠则坐在司机旁边，押着“空车”，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悄然驶出了静园。

正如溥仪所说的那样，“这次骚乱和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尾随溥仪车后面的日本人）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最后顺利地开到了预定地点——敷岛料理店。溥仪在这里穿上日本军大衣，戴上日本军帽，扮成日本军人的模样，然后和吉田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军车，行驶于白河岸上，一路畅通无阻，最后在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登上了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一艘名为“比治山丸”的汽船。船上堆满了沙袋和钢板作为掩护。溥仪的近臣郑孝胥、郑垂父子俩正在此恭候着他。

溥仪与郑氏父子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偷渡海河，安全抵达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3日驶抵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溥仪原以为营口码头上必定有一场东北民众欢呼的场面，幻想着人们摇着小旗，向他高呼万岁。但是到了码头，溥仪才发现他错了，这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所来迎接他的只是少数的几个日本人。

溥仪到营口后，惶惶不安、冷冷清清地过了一个星期，就被板垣电话通知，要他转移到旅顺去暂住。到那里之后，关东军就把这一消息向关东厅长官、领事馆、满铁等方面发出通告，内称：“溥仪因天津暴动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险，乃自发逃离天津，于13日突然于营口登陆，请予保护。出自人道主义立场，暂时将其收容于汤岗子予以庇护。但鉴于时局，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断绝与外部之交通，严加保护。讫至适当时期之前，禁止发表有关溥仪之一切行动报道，特此奉告。”很明显，溥仪以被保护的名义被日本关东军软禁起来。

身不由己的溥仪尽管惶急和不安，但复辟的美梦还在支撑着他，让他耐心地等待着日本关东军在不远的将来封给他名副其实的“皇帝”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