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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出动（第1页）

日本关东军出动

◎“参谋旅行”

关东军以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充当了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急先锋。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乘张作霖被炸死而引起的混乱出兵占领全东北，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但由于东北当局和张学良的妥善处置，关东军阴谋未能得逞。随后不久，贼心不死的关东军又怀鬼胎，伺机再干。他们以组织参谋军官旅行为名，到东北一些地区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情报，制订作战计划，为侵占中国东北做军事准备。

1929年5月，刚刚调任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主持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张作霖死后，继任的张学良不仅不与日本合作，而且态度傲慢，所以从东北现状来看，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除了以武力强行占领，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外，别无良策。会议根据形势分析，决定以“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为名，进行参谋旅行活动。从1929年到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共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到14日历时12天的“北满参谋旅行”。路线是从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满洲里，回程经昂昂溪转洮昂线，到泰来、洮南，然后返回旅顺。

这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统领，专习员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五人。在旅行过程中，参谋们就侵占“满蒙”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策划。以“石原构想”的侵略理论而著称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这次旅行中大出风头。7月4日，石原在长春讲述了“对现代战争之观察”，即“战争史大观”，提出了“关于占领地统治之研究”的提案。自称此次长春之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7月5日在由长春到哈尔滨的列车上，石原又抛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在满洲里又就“关东军吞并满蒙领土计划”作了说明。石原的几份提案比较系统地制定了侵略东北的计划，例如预定行政组织采取总督府的编制、日本人从事企业经营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水稻的开发、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动等，占领东北后的种种设想，详尽至极。

在这次参谋旅行中，板垣、石原等还进行了实地侦察和战术研究，主要内容有：为进攻哈尔滨的地形判断、松花江渡江作战、占领哈尔滨以后的前进阵地、兴安岭东侧地区的遭遇战、海拉尔的防御战、在洮南集中主力的掩护阵地等，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极为周密的军事准备。

第二次的“辽西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统领，专习员以关东军第16师团的幕僚为主，是在1929年10月间进行的。这次在形式上与第一次的“北满参谋旅行”截然不同，不是参谋、协商，而是采用对抗的形式。参加人员被分为两组，一组充当日军，一组充当中国军队，相当于一次小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参谋旅行”时间很短，只进行了三四天。他们按着假想的关东军在击溃中国军队后进行扫**，其主力正向奉天附近集中，进入新民屯的关东军先遣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的背景，研究和演习了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和进攻锦州等课题。旅行团成员还详细侦察了锦州中国军队的兵营，为后来轰炸锦州打下了基础。

1930年5月，关东军组织了第三次参谋旅行，称作“长春参谋演习旅行”。这次活动是由前来东北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率关东军参谋旅行团到长春举行军事演习。石原在长春发表了“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的讲话，宣称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唯一途径，为此必须排除美国的障碍，鼓吹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战争。

1931年7月6日，关东军组织仍由板垣、石原为统领的第四次参谋旅行，依旧名曰“北满参谋旅行”。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让新调来的关东军幕僚亲自看一看他们亟待熟悉的东北情况，加深对北满战略价值的认识。在旅行前一个月，每个人都分配到了一份自己的研究课题。7月6日，他们从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洮南、齐齐哈尔、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满洲里，回程取道哈尔滨、长春、公主岭，19日返回旅顺，历时两周。关东军参谋们在昂昂溪研究了中野良次的“关于机械化部队的运用”，在海拉尔和哈尔滨侦察了郊区的地形。除此之外，还进行了泰来附近地形及开阔地的正面防御的图上研究。此次活动实地考察了北满的全部地形。

关东军组织的这些参谋旅行，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做了军事侦察方面的准备，在不久之后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军事部署

为了加强东北日军的作战力量和便于发动战争，日本军部进行了一系列调兵遣将的活动。

1931年三四月间，日本军部将多门二郎中将所部第2师团调到东北，与驻东北的第16师团换防。因为第2师团的士兵大多数来自日本北部地区，适于在寒冷的气候作战。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调一个师常驻东北，废止驻东北日军两年调换一次的制度，并在辽阳、旅顺、长春、沈阳、公主岭、海城等地派驻军队。此后，驻朝日军也得到重新部署，日本驻朝鲜第19、20两个师团奉命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驻扎，以便在紧急时刻配合关东军的行动。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部人事变更频繁，一批亟于策划和发动侵华战争的好战分子集中到了陆军部：陆相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教育总监武藤信义、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参谋长二宫重治中将、第一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第二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作战课长今村均大佐、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欧美课长渡久雄大佐等。

8月1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为关东军司令官。这位曾任张作霖顾问的“中国通”熟知东北的军政情况，由他挂帅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是最好人选。8月18日，另一位“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也被军部从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又添一得力干将。

除了调兵遣将，关东军在火力配备和作战演习方面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关东军在策划进攻沈阳的计划时，考虑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用中小口径的火炮可能不利攻打，于是在1931年春向来东北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三大佐提出需要两门重炮。7月，经日本军部批准，由东京运来两门口径24厘米的重炮。为掩人耳目，日军在运炮和安装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将大炮尽可能地分解，以木箱装运，运到大连码头时，卸货日军一律穿上中国便服扮作搬运工人，将拆卸开的重炮谎称是棺材和石碑。到沈阳站时，又被直接卸到日本守备队的兵营内伪装隐藏起来。

为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安装重炮选在深夜12点到凌晨3点之间，而且在施工现场架起了一座10米见方的工棚，四周和顶部都用白铁皮掩盖起来，对外谎称修建游泳池。

大炮安装完毕后，把炮口直接对准了射击目标：驻扎中国军队的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为了射击方便、命中率高，事先还对各种目标进行了计算，在大炮旁记下射击角度和各种设置，配合十分周密，即使实射时“闭着眼睛也能命中”。

九一八之夜，这两门大炮果然发挥了作用。

关东军的军事演习从1929年就不断升级，到1931年6月以来，军事演习就更加频繁了。这些演习都是按照作战方案的预定目标进行的，相当于实战预演。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军在沈阳等地军事演习共50余次，参加人数达7000余人次。

进入8月以后，日军的军事演习几乎是连续不断地举行：

8月4日，驻朝鲜日军越界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施射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