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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无奈远走欧陆（第1页）

张学良无奈远走欧陆

◎蒋介石“不抵抗”酿恶果

自从1927年4月12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起，蒋介石就一面宣布把所谓“平定内乱”作为“头等职责”，一面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默契，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妥协退让政策。

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分别举行密谈，并与之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回国后，蒋介石在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我们不能无视日本在满洲的政治及经济利益。”

1928年日本为保住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悍然出兵山东。自5月3日起对济南城和济南人民进行了大肆劫掠和残酷屠杀，被杀害的军民达千人以上。一时间，繁华的商埠顿成一片瓦砾。然而，为了完成“北伐大业”的蒋介石却置济南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命令大部分国民军撤出济南城，绕道北上，并令留下的两个团“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

与此同时，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于“剿共”则不遗余力。1930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会议，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又于1931年2月和6月连续发动两次“围剿”。

从1931年夏开始，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衅，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1日电训张学良：日本非常狡猾阴险，但是现在并非抗日之时，希望你能督饬东北军，不要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所谓“轨外行动”不过就是拿起枪炮同侵略者抗争的意思而已。

紧接着蒋介石又于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声称“攘外应先安内”，仍然要以“剿共”为第一要务。

8月，日本又以中村事件大做文章。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出电报，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次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兄勿逞一时之情，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万望遵照执行。”8月22日，蒋介石又宣称：“我们亡于帝国主义，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也不可能。”

9月1日，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积极部署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事宜时，蒋介石还在公开宣布：中正（蒋介石的字）不改初衷，仍将全力剿共，不计其他。

9月12日，蒋介石特意赶赴石家庄，面谕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及至事变爆发，蒋介石在9月21日发表的“告全国军民书”中仍然强调“沉着冷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理。希望全国军民避免对日冲突”，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联。

蒋介石之所以推行“不抵抗”政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无非是争夺一些“权益”而已，而共产党则要推翻他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所以只有他们才是主要的、可怕的敌人，是不可以容忍丝毫的，必须置之于死地。此外，蒋介石不相信中国具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他总认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人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结果，东三省就这样陷于日本之手。

◎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组成讨蒋联军，向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后，东北军张学良的立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从阎、冯反蒋，则倒蒋更易；若从蒋反阎、冯，则后者失势加速。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率东北军向关内进发，助蒋介石一臂之力，中原局势因此发生急剧变化。10月，阎、冯发出停战通电，中原大战结束，讨蒋联军以失败告终，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坐镇北平。

1931年7月，军阀石友三在日本策动下，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叛乱。为了平息这次叛乱，张学良又调东北军四个旅的应援部队入关，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也自东北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内。当时，东北军二十四个步兵旅中的十六个装备精良而富有战斗力的旅已有十二个旅调入关内，骑兵五个旅调两个入关，炮兵三个旅则全部移驻北平和天津。无怪乎东北军将领对于抽调如此多的兵力打石友三作了这样的评价：“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其结果造成东北边防空虚，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

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病，自1931年5月28日起入住北平协和医院治疗，直到9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虚弱，仍在协和医院疗养。在此期间，日本企图发动事变、武力侵占东北的阴谋已日有显露，如增兵朝鲜、改置东北日军的常驻师团、更换朝鲜总督等。中村事件后，面对东北岌岌可危的局势，张学良也曾发电报给蒋介石，希望他能做抗日军事准备。电文称：“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日本即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又电：“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对手为中国亦或苏联，事即关系满蒙存亡，吾人应早为计。”

但蒋介石所奉行的“不抵抗”方针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他一再以“剿共”为先，声称“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数次电告张学良“力避冲突”，“暂不抵抗”。就这样，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和申令下，改变抗日初衷，成为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忠实执行者。

1931年8月，沈阳局势紧张，驻扎在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请示张学良调回布防在关内的部分东北军，以防日人图谋不轨。张学良向他传达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要他遇事退让，在军事上要避免冲突。

9月6日，张学良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电令辽宁省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9月15日，张学良又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副处长李济川再次重申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