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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旗下的乐土（第1页）

五色旗下的“乐土”

◎残酷的殖民统治

关东军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中对建设“满洲独立国”的最终目的作如是说：“新国家”要超脱于中国无尽无休的军阀横征暴敛的内乱之外，减轻租税，维持治安，人民安居乐业，使之成为5000年来中国民众所渴望的理想乐土。但是这样漂亮的承诺抛出伊始就已经成为谎言，并且是极为荒谬的了。先不说其他，单就它无端地对另一个国度行使武力占领，还堂而皇之地在那里建立“新国家”，不就显得有些荒谬吗？所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伪满洲国从筹划到成立，无不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导演和制造的。1934年3月1日，溥仪从“满洲国执政”晋升为“满洲国皇帝”，但终究是一个傀儡，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关东军司令作为日本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可见这个满洲国的皇帝就是唯天皇及其代表之命是从的儿皇帝。除了在纸上写出他的权力外，他几乎毫无权力可言，甚至包括自由行动的权利。而伪满洲国政府各部大权也全部由日本人控制，日本内阁在《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中明确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进行。很显然，伪满洲国政府中的日籍官吏有权决定一切，以至于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溥仪除了在文件上签名外，无事可做。伪满洲国省、县两级地方统治机构也同样由日本人掌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延伸到伪满政权的各个领域。据统计，“满洲国”官员共2354人，其中日本人有571人，占总人数的24%强。

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日本还设置了严密的军警宪特机构，制定了严酷的法西斯法令。从1932年底开始，日伪颁布了《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资匪法》、《治安警察法》和《暂行枪炮取缔规则》等法令，并以此为“依据”，在各地制造恐怖事件，使东北成为一座真正的大集中营。1933年12月22日，日伪公布《暂行保甲法》，规定每十户居民为一牌，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为一甲，甲上为保，各户之间实行“连坐法”，一户发现有抗日活动，其他各户都要受到惩罚。

为了剿灭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在伪满洲国内还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在维护内部治安的名义下，以“通匪”罪名杀害无辜。震惊世界的“平顶山惨案”就是日本“治安肃正”的典型事例。

1932年9月15日晚，一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袭击了盘踞在辽宁省抚顺市南4公里处平顶山村的日本侵占军。为了杀一儆百，驻抚顺日军决定血洗平顶山村。当天下午，日军就出动200人包围该村，以照相为名把全村人强行集中，然后用机关枪向他们疯狂扫射，最后放火烧村。在这场蓄意的大屠杀中，平顶山近3000名中国人全部遇难。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各类惨案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到处上演着，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集团部落”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的又一项残忍的殖民统治措施。为了切断抗日武装力量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们强迫老百姓离开家园，迁居到日军指定的地区，实行归屯并户，过着集中营的生活。原有的村庄房屋一律烧光，不愿迁移的人一律杀光，有用的财物一律抢光。1934年阴历腊月二十七日，日军命令黑龙江省黑嘴子山屯人全部搬到湖南营。第二天，日军又闯进村子，先把全村各户财物洗劫一空，然后挨家挨户焚烧房子，结果全屯27户32所房子顷刻间全部化为灰烬。一位刘姓村民瘫痪在**的母亲被活活烧死。

日军新建的“集团部落”四周筑有3米高、1米宽的围墙，围墙外设有日军据守的炮楼。入居其中的中国百姓必须遵守日军的苛刻规定，出入“部落”的人马车辆都得搜查，不准结伙走路、谈话，夜里不许点灯和关门，等等。日本警察特务隔两天查户口，隔三天查夜，被迫入住的人们的生活根本得不到保障，因饥饿寒冻或疾病惨死其中的中国人难计其数。到1936年末，日军在东北共建立了4400多个“集团部落”，受害人口达500万人。

日伪实行“归屯并户”的结果是造成大量的“无人区”，致使土地荒芜，疾病流行，饿殍遍野。

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化，使东北人民反抗侵略的意志更加坚不可摧。

◎经济掠夺与统治

视中国东北为其“生命线”的日本，占领“满蒙”的最重要意义当然是在经济方面。起初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新国家”成立后，关东军“开发”东北的方针就成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应以保证军需资源作为基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为日本帝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1932年9月15日，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的《日满协定书》及一系列其他协议中，就把“满洲国”的铁道、港湾、水路、航空、矿业权等重要的经济、交通命脉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使日本牢牢控制了伪满洲国的国民经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大部分铁路实行军事占领、军事管制，然后操纵汉奸，拼凑傀儡政权，通过签订各种契约，委托满铁经营，夺取路权，从而垄断东北交通运输。柳条湖事件后，关东军在先后强占了北宁铁路营口站、沈海铁路抚顺站、吉长铁路吉林站、四洮铁路郑家屯站、打通铁路通辽站、北宁铁路巨流河站、吉敦铁路敦化站、洮昂铁路洮南站等，并对沈海铁路沈阳总站实行了军管。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在关东军的怂恿和支持下，满铁对东北境内的铁路实行了所谓的“接收”，即夺取其经营权。这些铁路主要包括沈海铁路（沈阳至海龙），奉山铁路（沈阳至山海关），吉林省的全部铁路，如吉海（吉林至海龙）、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洮南）等线，以及黑龙江省的全部铁路，有洮昂铁路（洮南至昂昂溪）、洮索铁路（洮安至怀远镇）、齐克铁路（齐齐哈尔至泰安）、呼海铁路（呼兰县至海伦）等。

1931年10月23日，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伪东北交通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日本管理伪满交通、通信的重要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霸占东北铁路的同时，还通过傀儡政权签订各种契约、协定，夺取东北港湾、水运、航空等管理权。1933年3月1日，满铁在沈阳成立铁路总局，经营东北已建和新建铁路、港湾、水运及附属业务，日本完全霸占了东北的交通运输业。

日本在东北“开发”的主要目标是矿产资源，特别是煤和铁以及其他军用所必需的矿产。日本掠夺东北煤炭早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就开始了，他们先后强占了抚顺煤矿和本溪煤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霸占了原属东北矿务局的复州、八道壕和西安煤矿等。开采抚顺油页岩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开始了。鞍山、本溪一带的铁矿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被日本夺走。

东北森林资源更早令日本垂涎欲滴。从1905年开始，日本就乘战乱之机擅入鸭绿江林区盗伐树木10万余株。以后更是得寸进尺，滥砍滥伐，大肆掠夺东北森林资源。伪满洲国建国后，东北大小林场255处全部由傀儡政权控制，实际上也就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

各地金融机构是日本关东军武力侵占东北时首要抢夺的目标，仅1931年9月19日一天内，关东军就在沈阳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边业三家银行，在长春占领了吉林永衡官银号和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的分支机构。21日，占领吉林省城的永衡官银号。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官银号。这些银行、银号库存的金银、现款，全部被日军查封占有。1932年6月15日，日本成立的满洲中央银行就是以上述被占领的东三省官银号和各地中国银行分支行的一部分资财作为资本的。满洲中央银行开张后的首项业务就是统一货币，它通过收兑旧币、管制黄金、封闭金店等办法，对东北人民进行了一次大搜刮、大洗劫。东北原有的金融机构被彻底改组，成为日本金融机构的从属物。

沦陷后的东北，农民所遭遇到的掠夺与盘剥是最为严重的。首先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日本人以“商租”的名义强行没收或收买；其次是组织大批武装移民迁入东北，赶走当地的中国农民，强占土地；最后是招集朝鲜浪人霸占农田，致使东北农民无地耕作，流离失所。而那些有自己土地的农民则被日本帝国主义加在头上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迫着。除了农田税之外，甚至连养鸡、养狗、养猪、妇女剪发都要纳税。即使是丰收年，所得收入也还不够缴纳所有的税捐，造成“富人穷了，穷人更穷得不能生活了”的悲惨结局。

除此之外，鼓励中国人种植、吸食鸦片的毒化政策不仅成为日本削夺东北人民抗日意志的一种政治手段，而且也成为他们赚取不义之财的经济手段。日军侵入“满洲”的几个月后，整个被占领的地区就成为烟毒的世界，沈阳、哈尔滨、吉林各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条清净的街道，鸦片烟馆和毒品店触目皆是。日本人还发明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凡是吸食吗啡、海洛因的穷人，只要轻轻敲门，门上的木洞就应声而开，吸食者只需将手臂伸入洞内，并随交两角大洋，就可以得到毒品注射。日本人在军品的掩护下，每年将价值成百上千万元的鸦片销往中国。在东北各地开设的毒物工厂每年也要生产出价值几千万元的毒品。日本人还强迫中国农民种植鸦片，“在主要铁路线附近，烟苗还不多，可是，离开了铁路线，就有无数的田地遍植罂粟”。日本在东北的毒化政策甚至使日本的军官都做了各种毒品的俘虏。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上任不久，就在一封密函中指出：“据最高军事当局所知，许多日本军官常赴毒场和烟窟，他们甚至吸食毒物。”

◎文化奴役

伪满洲国的任务，并非仅仅是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还要使东北人民俯首帖耳，养成一种“日满一体的民族协和”的奴隶精神。因此，文化奴役政策便在伪满大行其道。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力鼓吹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人种，是“东方唯一的高文化”，伪满洲国是一个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的独立新国家，宣传所谓“日满亲善”，模糊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同时，他们还制造东北不属于中国，却与日本“密不可分”的谬论与谎言，甚至宣称东北地区的历史就是“满蒙人驱逐汉族”，维护其“住地”的历史，把他们的侵略活动说成是日本人以血的代价为满洲国的独立作出了“牺牲”。

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刚刚建立，日本就在伪政府内设立了资政局弘报处，控制东北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等宣传机构，大肆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1932年12月初又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垄断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发布通令，禁止关内的《大公报》《新闻报》《晨报》《申报》和苏联的《消息报》《真理报》进入东北。1935年到1938年间，伪满洲国禁止发行报纸7445份，扣押56091份，有2315份杂志不准发行，普通出版物3508册不得出版。

日本帝国主义除了严格限制报刊和图书的出版与发行，还利用电影为其宣传服务，制作一些为其侵略涂脂抹粉、污蔑中国人民抗日的影片，严禁放映对其不利的一切影片。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无不被侵略者进行法西斯的统制，具有进步或反日倾向的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泯灭和削弱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反抗思想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作品则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推崇和宣扬。东北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种文艺团体，只要被日伪军警宪特发现有反日爱国行为，就会遭到逮捕和屠杀。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实行长久统治，日本开始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下令，占领区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封闭了原有的一切公立学校，30余所大专院校亦全部被关闭（到1933年，仅有两所大学恢复上课）。不久，殖民者重新组建了由日本人当校长、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原来的教材和教学内容都被废止。

日本对于儿童和少年的“精神”麻醉更为注重。从1932年开始统制教育内容，三令五申地取缔原有的、站在三民主义立场的、有民族思想的教材，命令“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东北各地搜查、焚毁有关党义和国耻记载的书籍。同时命令各学校暂时以四书五经来代替公民、党义等课程。接着立即着手编印充满了关于“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封建道德宣传的“国定教科书”。日本人编定的历史教科书伪造中国历史，地理教科书则擅改中国的疆域。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中国学生不知道或忘记自己的祖国。

为了彻底灌输殖民地文化和使中国人民甘为日人奴隶的精神，日伪当局强行规定日语和汉语同为国语，但由于许多教材都以日文印成，并且由日本人用日语讲解，在实际教学中日语就占了主导地位。日伪当局声称，学习日本语的终极目的，就是理解日本精神。他们还强迫中国学生每天都朝向日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和诵读天皇诏书，用这种办法培植学生的奴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