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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抵抗 一二八（第2页）

随着日军不断增援上海，迫于各界压力，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驰援上海。张治中将军奉命统帅第五军第87、第88两个师及税警总团、中央教导队开进了淞沪战场，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

22日，日军第9师团倾巢出动，又向庙行及其以南阵地发起猛攻。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

蔡廷锴、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第61师三面夹击，敌遭惨败。日军精锐，伤亡惨重，我军取得了“庙行大捷”。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至25日，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

这是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但是，从“一·二八”事变爆发到2月下旬，在将近一个月的激烈交战中，中国军队由于坚守阵地，誓死抵抗，损失也很惨重，十九路军3万余名官兵伤亡过半，第五军也阵亡3000余人。而此时日本精锐部队数万人正增援上海，加上日军上海原有的兵员，总兵力已达到13万人，外加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期间，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担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兼以海军、空军、战车助战。而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从2月25日到3月2日，日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在装备远远差于日军精锐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苦战一个月，伤亡严重。由于寡不敌众，中国军队已力战到了最后的极限，并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无奈最后只有放弃淞沪近郊阵地，向昆山、福山一线转移。

◎《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在抵抗之际，又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国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稍显积极的态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

事变第二天（29日），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达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日双方在上海停战。紧接着负责日军在上海作战的白川义则由于惧怕重蹈前两任指挥官被撤职的覆辙，也假惺惺地于3月3日发表了所谓的停战声明。3月6日，十九路军也发布了停战《布告》，至此，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一·二八”淞沪战役降下帷幕。

由于日方言而无信，不愿完全撤兵，直到5月5日，中日双方才在英、美、法、意等国的所谓调停之下，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是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签订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另外，协定的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附件。“附件第一号”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的具体地点。“附件第二号”规定了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的地区。“附件第三号”规定了“共同委员会”的组成。中国代表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管。

除协定的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从以上协定的条款和附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日军无端进犯上海，这是强盗行径，本应给予痛加斥责，追究其责任，并由其赔偿损失。可是在协定上只字未提，反而使中国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丧失了驻军权，任由日本在上海的势力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南翔等地。这个在国联调停下所签订的协定，为哪家说话、撑腰，又为哪家利益考虑，是显而易见的。

协定签订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屈膝退让。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极力反对，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惨祸”，等等。代表中国签订这一协定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在会见愤怒的民众时，遭到了责骂和痛打，导致其受伤住院。

抗日将领冯玉祥在徐州养病，当他得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明确表态这是丧权辱国，慨然叹曰：“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地反对！即使病愈，亦不到南京去！”

协定签订的翌日，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立即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陈友仁也批评说，实际上协定是“胜利属于日方”。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淞沪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为由，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汪精卫。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总之，《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由于它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的条款，遭到了全国上上下下一片斥责声。

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同仇敌忾，用低劣的武器装备与训练有素的日军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顽强拼搏，誓死抵抗外敌的入侵，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流血牺牲，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是应该大加褒扬的。可是蒋介石在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墨迹未干之时，于5月21日对“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三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十九路军官兵在全国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据理力争，才免遭分割肢解的厄运，被整军调往福建。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五军将士，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命他们复员。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场悲剧，是蒋汪政权一手造成的。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日军将其力量投向新的方向，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协定》签订之后，在上海的日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进攻力量。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一·二八”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虽然淞沪抗战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干涉及对日屈膝妥协而失败，但是中国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官兵所表现出的高昂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以及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敌的战斗意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灭而已。”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