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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3页）

尽管“扫盲”运动涉及千家万户，毕竟是文化现象，而非文艺现象。

我们的成为了城市人的父辈，所过的城市生活实际上仍类似农民生活——日出而作（去上班）、日落而息（下班回家）——歇会儿，洗洗手，吃饭；吃完饭，再歇会儿，发一阵子呆；卫生习惯好的，洗洗脚，吸支烟，上炕睡了；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几天才洗一次脚。水是从水站挑回家的，盛在大缸里，如果全家人口多，睡前都洗脚，太费水了；若冬天，还要将水烧热，便也费煤。所以城市里的底层人家，是没有睡前洗脸、刷牙、洗脚的良习的。现在回想起来，从前中国百姓所过的日子，真是简单。

我们这样一些儿女的父母，大多数对文化没有自觉渴望，对文艺无起码需求。就连“扫盲”这件事，有人也是能躲便躲，并不认为多么有益于己。多数父亲并不支持母亲上“扫盲”夜校，因为晚上六点正是他们下班回到家里的时间，都挺累了，希望享受享受妻子周到的服侍。他们的思想工作由单位来做，而母亲们的动员工作由专门的说服人员来做——某些从各级政府部门抽调出来的机关女性。街道干部完成不好那一说服工作，动员家务缠身的家庭妇女上“扫盲”夜校委实不易，多数家庭妇女并不认为文盲竟会影响她们成为贤妻良母。

于是我在自己和邻居家里见到了当年的机关女性，亦即知识女性。她们都是中青年的很有气质的女性，显然人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与我母亲和我所常见的母亲们相比，她们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中国的女性，此前我从未见过那种气质的女性。故青年以后的我常这样想，所谓“气质”，肯定是与知识的有无连在一起的。不论男女，一个人若是文盲，样貌再怎么出众，大抵也是没有气质可言的。

那些知识女性都很可亲。分明的，她们有着这么一种意识——在“扫盲”之事上，自己是代表政府深入民间的。到我家的那位当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三十四五岁，比我母亲年龄小，张口闭口叫我母亲“大姐”。我母亲一说离不开家的难处，她就理解地笑笑，笑罢又耐心地说：“不强迫你，大姐，哪怕你能去几次，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名我也高兴啊，识字对咱们妇女真的益处很大。”

我母亲夸她有耐心。

她笑道：“政府为人民着想，我们是受政府委托的人，没耐心还行？”

因父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我家不存在丈夫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但七岁的我已有了两个弟弟，这是母亲的难处。已上初一的哥哥却很支持母亲去上夜校，我也就不由自主地支持了。

于是，每天晚上八点多，我到街口去迎母亲。那些个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家庭妇女“放学”了，腋下夹着头巾或方布包的书本课本，说说笑笑地往家走，遂成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

我母亲在“扫盲”运动中，曾达到过能写一封内容简单的信的识字程度。后来生活维艰，认得的字又都忘了。但对于她自己的姓名，却始终认得会写。并且，当年上夜校的记忆，是她人生中少有的美好时光。

我父亲不但在“扫盲”运动中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而且从此养成了在小本上记下自认为重要的事情的习惯。在他的遗物中，写满字的小本子有三四本。

“扫盲”使当年中国的从城镇到农村的一批男女青年受益最大。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直接上了中学、高中或技校，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夙愿。

“扫盲”运动是早期全国政协一致通过的一项提案。委员中有人便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民间教育家，是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同志”。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教室自然不能成为军事堡垒，黑板粉笔也不能变成武器，“救国”实则是爱国表现。而在和平年代，“教育强国”遂成共识，“扫盲”运动不无“一个都不能少”的色彩，也可视为从张澜、蔡元培、胡适到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致力于通过教育“强国改种”的初心的延续。

纵观人类历史，面向民间的“扫盲”现象，多由宗教组织、人士来实践，其心志再虔诚，也只不过能使一村、一部落、一地区的人受益。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唯中国发生过，言“史无前例”亦不过分。并且，只收获了益处，丝毫也没有受影响的代价。今日之我，当然便以“温情脉脉”之目光回顾之！

保护妇女运动

我并不能断定此现象是否够得上是一次全国运动；也不能断定是否与当年对宪法、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有关。

我只记得，似乎是与“扫盲”运动同时发生的一件事，起码在哈尔滨市如此发生过——同样是一些妇女干部，在女警员的陪同之下，逐街逐院逐门逐户地对女性人口进行详细登记。若谁家有年龄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外地亲戚，如男户主或女户主的侄女、外甥女、干女儿，被盘问得格外认真。

据大人们讲，为的是防止对女性的拐卖行径。

这乃因为，当年落户于哈尔滨的来自各省农村的“光棍”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等挣够了钱，头等大事是回老家带回个媳妇。”是的，他们常说的是“带回个”，而非“娶回个”——小时候的我，亲耳听大人们这么议论过。“带回个”也罢，“娶回个”也罢，总之是要花钱的。一花钱，就有买卖的意味了。何况，在农村，即使明媒正娶，女方家也是索要彩礼钱的，这就使“带回个”是否合法，是否具有买卖妇女的性质，成了莫衷一是的事。买卖妇女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导致妇女甚至未成年女子自杀自残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进行排查，以防止同类事件屡发。当然的，这体现着对妇女权利和命运的关注。

爱国卫生运动

这也是产生于政务院委员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并且不存在任何操作难点，于是推进为全国性运动；内含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两条。主要指公共环境卫生，以城市为主，包括农村，也是为了防止因公共环境脏乱差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如疟疾、痢疾、霍乱、肝炎等病的蔓延。小学、中学的卫生员学生开始每天检查同学是否带手绢了，提高了手绢的销量。有关部门组成了卫生队，突击修建公厕，治理污水久积的排水沟，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与配合，大家踊跃参加义务劳动。某些小学校甚至要求学生上学随身要带苍蝇拍，以便及时消灭路上所见的苍蝇。后来有卫生专家指出，拍死过苍蝇的苍蝇拍必定沾菌，小学生随身带苍蝇拍极易受到传染，于是终止。此亦足见，愿望良好的事，落实过程只要有人推进得极端了，是多么的事与愿违，会走向反面。而一旦走向反面，却又无人提出异议，危害难以避免。

何谓“左”？“左”就是思维方法上自以为是且做法上以极端为积极，唯恐执行不给力。

而民主是使极端的危害及时受到阻止的良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某个时期“左”的盛行，正是当时民主式微的过程——“左”是被这种情况“惯”到理所当然的地步的。

爱国生产运动

此运动与“抗美援朝”有关，志愿军只能从国内补充大量军需——武器装备、医药品、军服被褥、鞋帽、战地食物等，于是国内掀起了生产**。为赶生产任务，加班加点在许多工厂成为自愿之事。工人们往往通宵达旦地加班，困极了就在车间里找个角落眯一会儿。这起初并不是号召现象，是自发现象，也仅是某些工厂中的现象。后来宣传介入，因势利导，遂影响至各行各业。苏联曾有“星期六义务劳动”现象，“爱国生产运动”是向“老大哥”学来的。

除了“扫盲”运动，后三项运动，似乎与文艺特别是文化没什么关系。实则不然，报纸和电台紧密配合，宣传十分活跃。说唱、相声、街头小品演出、快板、快书等文艺形式，经常在各种地方和场合出现在市民面前——时间都不长，最长一小时内结束，旋即转移向下一个地方和场合。

充分发挥文艺宣传功能这一传统，在1949年以后，不是弱化了，而是进一步加强了，日趋常态化。并且，及时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惟是政治本身的需要和要求，似乎也更是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本能和自觉。

文艺蓄势待发

前边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时，以“复苏状态”加以描述；实际上“复苏状态”四字不足以概括文艺蓄势待发的表现。在“抗美援朝”成为几十万大军参战的事实后，文艺相配合的能动性，完全可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相提并论。至此战结束的四年里，有大量的诗歌、歌曲、小说、快板、评书、报告文学、宣传画、漫画、版画、油画、新闻报道、街头剧、正规戏剧产生出来，艺术水平远远超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总况，几乎可以说体现于一切艺术门类中。某些作品，后来成为反映这一特殊题材的经典。文艺的能动性，不仅表现于积极的创作方面，也表现于文艺家有一分热，巴不得发十分光的奉献精神。如有的艺术家靠捐演出门票收入，或靠义卖书画作品，间接向志愿军捐飞机、被服、医疗设备和药品。更有不少艺术家，随团至朝鲜战场，为志愿军官兵进行慰问演出。还有的艺术家，因而献出了生命。这带动了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去到矿山、钢铁厂、军工厂进行义务演出。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确定的文艺方向，在“抗美援朝”时期，可以说成为了多数文艺家情愿接受的理念，无须督导的行动——而原动力，是高涨的爱国热忱和**。

“新中国”既然显出了新面貌，爱国主义遂成普遍中国人之中国心的本色。

尚处于建厂过程的新中国的电影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创作。

1949年至1956年——无论那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初心，还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初心，在建设一个好国家方面，确可用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等词汇形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