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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第6页）

我喝止三弟不许他背下去。

哥哥问我为什么？

我说：“爸爸是建筑工人，咱们的家比像样的草房还不如！陈大娘到处捡菜叶子，咱们什么时候见她穿过一件好衣服？旧社会的生活不在从前，就是咱们两家现在过的生活！”

哥哥气得要打我。

他是团干部，思想进步。

正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我从小就有叛逆思想，与我的哥哥截然不同。

那日我第一次从哥哥口中听到了“反动”二字。

哥哥因我小小年纪就有“异质思想”很不安，于是给我开了份书单——以上书是他借回家要求我看的。按他的想法，既然我爱看书，那就要循着一条革命的红线来读，以使我对新中国成立之不易有正确的认识。

但我六年级后，便不再理他给我开的书单了。

我当年反复看的长篇小说是：《三家巷》《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草原烽火》《战斗的青春》——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片名近似，但并不相干。

坦率地讲，之所以反复看过，乃因以上小说中，有较饱满的爱情章节——革命者或准革命青年，他们所爱的女性都是形象好的女性。若她们本人也是革命者，那么肯定具有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为同志牺牲生命的高贵品质。《三家巷》的爱情章节尤其多，主人公周炳可说是“革命的贾宝玉”，被小说中多数女**过。《红旗谱》中严江涛与教授之女严萍的爱情如同中国的保尔和冬妮娅的关系。区别是，青少年时期的保尔粗野好斗，而既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保定师专好学生的严江涛被文化“化”得文质彬彬，仿佛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严萍的性格，尤其是对严江涛的爱，像极了冬妮娅。

那些小说使我一度幻想时光倒流，于是自己也投身革命，能遇到爱革命且又长得好看的女人，并且能以革命者的资格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并且，年轻着，成为年轻的胜利者。

但请读者休要误会，我的自供并不意味着文学使我“色心”早熟。当年的长篇小说大抵是只写情而避性的，在表现革命者之间的爱情方面尤其如此。即使在写到“反面人物”中的男女**关系，也都是几笔带过，点到为止。当年的作家们，也都不企图靠性事的渲染增加销量，以获更多版税。在文学荣誉和版税之间，他们无一例外地追求前者——至于与文学荣誉相关联的文学价值的标准，另当别论。

对于所有以抗日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都是以崇敬之心来读的——《苦菜花》中的母亲；《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都在我心里留下过雕像般的记忆。

从题材上比起来，当年中国长篇小说中，以抗战时期为年代背景的居多，我读过的，除了《播火记》《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这些长篇小说都改编成了小人书。除《播火记》和《吕梁英雄传》之外，其他作品当年也都在收音机里广播过并拍成过电影——《敌后武工队》中的肖飞几乎为所有城市里的青少年所爱，知名度绝不低于“猫王”在美国；而一首“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传唱范围，也绝不会小于英国“披头士”乐队在欧洲卖得最火的唱片的发行范围。

但是对于另一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我则仅仅是读过而已，既无阅读的时光享受可言，也没引发过什么崇敬之感。这乃因为，两部长篇小说都用了较多笔墨交代战略决策、战役部署的过程，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二年级的学生看起来会觉得沉闷。而具体到我，还因阅读感觉的不同敬而远之。其不同，是相对于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言的。

我读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先入为主地已敌我分明了。敌人者，日伪军也。读到敌方强势的章节，不禁会替我方心生出忧虑不安。读到我方取得胜利的章节，也不禁会转忧为喜、为乐。我方歼敌越多，特别是歼灭“鬼子”越多，阅读感受越振奋。

但读《保卫延安》，内心有别扭之感——多么不容易地才将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了出去，立刻就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尽管初一时，老师已在课堂讲到了“蒋介石下山摘取抗日胜利果实”之历史，也算是有了先入为主的立场，内心却还是别扭。

此外，《暴风骤雨》《林海雪原》《创业史》《艳阳天》等反响也很大。除《创业史》，另外三部也都拍成了电影。四部中，《林海雪原》发行量最大，因故事性最强，具有传奇色彩；《艳阳天》次之，作品中那些农村青年之间的爱情，城里青年喜欢看；再其次是《暴风骤雨》。

《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具有“神”性。

就故事而言，毫无奇特之处。但语言凝练，此点与孙犁的作品可有一比。刻画人物，也有赵树理作品的那种准确性，却不借助绰号来强调什么，极含蓄，作者本人的倾向相当内敛。

1980年后，文学界有回忆文章写道——当年出版社的编辑，曾建议浩然读读《创业史》，也许会有启发。

如今想来，两部作品的不同，首先是两位作者的不同。他们创作的是同一时期同一题材的作品——柳青看到了农村若重新实行土地集体化，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愿，他作为干部级别的作家，却无法如实来写。姑且不论勇气问题，即使有勇气，写了，也根本出版不了。除了引火烧身，绝无第二种结果。所以，《创业史》出版后，他没继续写下一部。一停，沉寂了，虽沉寂了，自保了作家不伪饰真实生活的尊严。

与其说《创业史》有多么经典，莫如说柳青作为作家的“行为艺术”，具有异乎寻常的经典性。

《艳阳天》的年代背景已是农村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萧长春、焦淑红等一批农村党员、团员青年，是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小说并没以支持或消极对待甚至反对农业合作化作为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是作家毕竟守住了现实题材现实主义写法的底线之证明。小说只写到了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有落后思想的人物之一是焦淑红的老父亲，他反对女儿与萧长春之间的爱情。当时的中国，是一切劳动者都要纳入某类劳动集体的中国。在城市，那一集体是工厂；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大势所趋。几乎全体中国人都认同此理，所以，萧长春、焦淑红们代表农村进步思想，在中国人眼中并不存疑。

当年跟风的作品，又何止《艳阳天》呢？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左右下，不少作家包括老作家，并不认为配合得紧是值得羞耻的。

同样年代背景和题材、内容的电影，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今天我也仍要说，浩然也罢，马烽也罢，他们当年的创作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他们是在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同时也是在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

农村青年也罢，城市青年也罢，当年从《艳阳天》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所看到的，其实更多是农村青年在文艺作品中所演绎的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

当年几乎没有演绎得较生动、较鲜活、有喜感的、反映城市青年爱情题材的任何文艺作品。

《艳阳天》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满足了城市和农村青年对文艺的共同渴望。

最后，我要谈另一部长篇小说对我造成的阅读冲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风云初记》。

实际上它是我捡到的一部破旧的小说——邻家的大叔是收废品的个体户，我从他的废品车上发现了它。书页已残，我只记住了书中一个情节——肯定是革命低潮时期——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吗？我不清楚。一名三十几岁的男性革命者，带着短枪潜回家乡农村。他的父亲是地主家长工，受信任，也很忠心，和地主的关系如《白鹿原》中黑娃他爸与白嘉轩的关系。他猜到了儿子是什么人，于是向地主讲了，向地主请示自己该如何是好。地主恓惶，认为若不除之，必使全村人遭殃。长工父亲为保全村人的安全，在一个深夜，趁儿子熟睡，与地主将儿子勒死……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那长工父亲与地主各拽绳套一端时，眼见儿子百般挣扎，却没手软。

此情节当年给我以见过魔鬼般的心理刺激，难忘。

我也成为作家后，每每面临典型与非典型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