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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第5页）

写荒诞小说挺过瘾，却非我所好。

我始终喜欢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会使我觉得确实是在做一件值得的事。人一老，便容易感觉出世界的某些荒诞性，却抵抗般地拒绝承认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那需要足够强大的勇气，而我从无那种“人虫主义”的勇气。因为，若始终以那一种观点看世界，就首先得承认自己和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虫，因自然规律的偶然性而存在，也将因同样偶然性而消亡，于是连对自己和别人的生死也会无动于衷。对自己可也，对别人那该是多么冷漠呢？

作家是一小撮爱写小说的人而已；文学也并非一直是人类文艺现象的导向旗。

关于怎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如今的电影分出多少种类，便已有多少种类的小说了。种类不同，自然不能以同一标准来评论。同一种类，风格与结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这使评论更加莫衷一是。

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几年，“深刻”二字曾对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如今思忖，小说之深刻，无非体现于两点——一是对社会问题的洞见透彻，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二是对人性的解剖笔刃精准，仿佛高明的手术医生，一刀下去，直抵病灶。

当年我这一代作家最推崇的是《1984》《第二十二条军规》《蝇王》等外国小说以及《犀牛》《等待戈多》等外国话剧。此类小说和话剧共同之处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包含有“黑色、深刻”的意思——似乎以冷幽默的态度呈现并不幽默而是荒诞的社会真相，故曰“黑色”。

当年我总想写出那样的小说，一直没了过心愿。

现在我已打消此种念头了，原因乃在于，我发现许多中国人忽然一下子变得极其“深刻”了，谈论起中国之种种现实问题的症结来，比深刻的外国小说、话剧和电影的编剧们更深刻。往往，几句话就道出了问题的症结。

“深刻”是因为别人的不深刻而有意义的。可能是小说读者之洞见与小说家一样深刻了，甚至比小说家更深刻了，小说家所孜孜以求的深刻便成了无用功。当今之中国，仿佛已是一个深刻之人无处不在的中国，所谓“段子”证明了此点。并且，“段子”的作者们，应用“黑色幽默”的水平十分了得。

而在人类问题的洞见方面，“异化”的看法已成共识——被财富异化、被竞争异化、被科技异化、被集团性的或个体的不断升级的欲望异化、被娱乐文化的泡沫异化——有多少地球人居然还看不清此点吗？确实在期待着什么又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期待什么，难道不是许多地球人共同的心理状态吗？

至于对人性的解剖、揭示，自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被融入了小说，至今所达到的深刻程度，依我看来，并没超越希区柯克的某些电影的水平。

“若避开对人性的希望而谈深刻，则我不懂什么是深刻以及深刻的意义。”——记不清是在哪部书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的，此后牢记难忘了。

于是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小说，并总结出了某类好小说的范式：

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

为什么会那样？

人在现实中不可怎样？

当我以这样的眼光重看某些小说、戏剧、电影，发现不论何种题材，何种风格，何种类型，多数成为经典的，既反映了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那样——同时也真诚地表达了人在现实中不该怎样，可信地倡导了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

只反映了前两点的小说，一般不会成为经典，却又未必全都不能成为经典——比如某些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因其短，不可求全责备，那对短篇不公平。

中篇长篇小说而没写到后两点，在我看来，就不算好小说了。

后两点对长篇小说尤其重要。

也大抵是经典戏剧、电影的特征之一。

人在现实中不可怎样？

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

这不是说教了，这是文学的永恒价值所在。好不好，且看将人置于怎样的现实中，以及如何表现，表现得可信不可信。

一切“深刻”都是某一时期的“深刻”。时过境迁，“深刻”随之淡化，变得没有了现实深刻性。

而人性则永远需要告诫。

人类社会对人性的希望则永不会时过境迁。

人在现实中不可怎样？

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

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卷，也是文学、戏剧、电影的永恒主题……

不论作家们这样还是那样，时代总有自己的时间表，也总有自己的发展内容。

1989年10月设立的“希望工程”，1990年9月由邓小平题名后，在以后的多年内，一直牵动着许许多多国人对同胞的帮扶心，并由而产生了一种或可以“帮扶文艺”言之的中国文艺现象——由解海龙拍摄的贫困山区大眼睛女孩的照片，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在我看来，她的影响力比罗中立的《父亲》还要巨大——那当然也是一种文艺现象。许多香港演艺界的明星大腕，正是由于被那双大眼睛所感动，不仅纷纷捐助，而且组团到内地各处巡回义演。中央电视台当年对“希望工程”的宣传推动最为给力，播出过多期专题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歌曲、绘画、电影、电视剧……可以说一切文艺门类，当年都有过积极主动地参与。

2000年的文艺形态

没有文艺何谈文化？没有文化何谈国家？然国家毕竟不是文化公司，文艺也毕竟不是文化的同义词——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焦虑是主要焦虑的国家，尤其如此。

在1990年至2000年间，中国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发生了新疆克拉玛依市特大火灾悲剧；北京市副市长在接受司法调查前夕饮弹自杀；邓小平逝世；国际金融风暴来袭；有几千万工人下岗；美军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电脑病毒“千年虫”令人虚惊一场；厦门“红楼”走私案东窗事发，干部腐败、官商勾结之龌龊超乎民间想象……

新闻对抗洪赈灾进行了全方位不遗余力的报道；文学以诗和报告文学的形式歌颂防险堵险过程中的感人事迹以及赈灾的温暖之情，也产生了多幅专题绘画作品；演艺界人士包括香港同行热忱以义演募捐善款……

“学生们别动，让领导先走！”一句话广泛而经久地流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国人对“唯官为尊”之鄙俗现象的讽刺……

邓小平逝世使国人对香港顺利回归更加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