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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5页）

比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后来被言为“四五运动”的那一场重大事件，规模更加宏大。不同之处在于，“五四运动”的先驱是知识分子，主力是学生，市民是被启蒙的对象。而“四五运动”却无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分，是广大学生、知识青年、工人、市民集体的，一致的，不约而同的行为，有些基层干部也隐秘地参与其中，有些军人也着便装经常参与。运动主体在城市，影响辐射至农村。

那是完全超越个人或群体利益动机的运动，因而“民间正义”也体现得特别纯粹。它自1976年1月始，至4月被定性成“反革命事件”止，可谓旷日持久。

然而，“四人帮”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已成敌我关系，以“四人帮”为“界石”，阵营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内心更加分明。

邓小平被软禁了；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唐山市发生大地震，几被夷为平地；

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10月6日，“四人帮”成为“阶下囚”；

大约数日后，上海各高校学生涌向外滩，聚在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临时住的宾馆前，高呼：“徐景贤出来！”

徐景贤披风衣现身于阳台——那晚有风，却并不冷。徐景贤披风衣之举，令当时在人群中的我十分困惑。

那时马天水、王秀珍已在北京被拘，但抓捕了“四人帮”的事实尚未公开报道。张春桥曾指示上海：必要时，可动用上海工人、民兵保卫**胜利成果……

徐景贤当时对抓捕“四人帮”的行动也并不确定。或许，他以为人们喊他“出来！”，只不过是要从他口中获得可信的消息。

“革命的同志们……”

他刚一开口，“打倒徐景贤！”的口号直冲夜空。

他呆了片刻。

他动作僵硬地转身回到了房间，再未出现。

风衣掉在地上，由他的秘书捡起。

“四人帮”太善于利用宣传工具愚弄群众、运动群众了。以为他们总是成功的，却不了解那成功只不过是表象，其实群众也学会了愚弄他们。他们被愚弄而不自知，与群众的“隔隔不入”已到可悲程度。

那天晚上他肯定大出所料，如梦乍醒。

宣传绝不是万能的。

平时表态往往是不可全信的。

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写到过徐景贤当年因别人讲其爱听鬼故事又怕鬼，认为损害自己形象，密令逮捕对方，判“坏分子”罪名，发配农场劳改。

徐景贤出狱后，看了我的文章，致信于我，声明绝无其事。

我认为作为当事人，他的声明肯定更是事实，在当年的《小说林》公开复信，道歉。

他又致我一信，表示满意。

我和他还互留过家中电话，某一时期，年节互相问候，每每是他先给我打电话。问候之后，常聊几句家事。

我认为，他服过刑了，出狱了，恢复了公民身份，我当以常人待之。

他还赠我一本他写的报告文学，很薄，不足一百页，追忆他当年认识的一位成为了烈士的上海学生运动领袖。

那么，1949年以前，他也是一名“进步学生”。

政治当然是要讲站队的，但——若将政治搞到“文革”那么复杂、诡异、险恶，一直不曾会错了意、站错了队，太不容易了！

粉碎“四人帮”十年后，我在友人家与他同时看电视，电视中重播当年天安门广场万民欢庆的纪实片，友人忽指着电视说：“快看那个女人，我太了解她了！”

我问：“她有什么故事？”

答曰：“她总那样！镇压‘四五运动’之后，单位组织人到广场欢庆，别人都找借口不去，顶数她积极，跳得兴高采烈。欢庆粉碎‘四人帮’，她又跳得那么兴高采烈！她怎么总能兴高采烈呢？怎么做到的啊！”

良久，友人幽幽地又说：“也许她太爱跳舞了？”

我仍无话可答，暗想——倘一个国家那样的“太爱跳舞”的人甚多，国家太可悲了。又想，倘一个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中“太爱跳舞”的人甚多，这个国家的文艺也太可悲了——十年“文革”还不能证明此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