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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2页）

我问：“部里不是有几个下属文艺单位吗？我去哪儿都行，只要能尽快有个地方住。”

她就说了电影管理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外文局、青年艺术剧院、实验话剧院等几个单位。

我选择了电影制片厂。

她说：“你可要三思啊！”

我明白她的意思，比之于电影制片厂，文化部是上级单位，选择上级单位符合多数人“人往高处走”的思想。

我是知青时，曾在团部做过报道员，自忖是个天生不适合机关工作的人，回答“主意已定。”

她替我遗憾地说：“你的档案，部里有关领导已看过了，本来要安排你先参与清查工作的，这可是一种信任……”

我说自己更不适合那样的工作了。

她对我也很信任，将档案交给我，开了介绍信，又说：“可别好奇撕开档案看啊，你的档案内容挺好，否则也不会打算安排你先参与清查工作。”

几天后，我成了“北影人”。

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属于重要单位，有解放军同志持枪站岗。

1976年的7月、8月、9月三个月，曾被“四人帮”说成“谣言四起”的三个月；1977年的7月、8月、9月三个月，是北影厂集中进行“清查落实”的三个月，即查在“文革”中有打砸抢劣行甚而有人命问题的人；查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特别是后期还在参与的人；查冤假错案——首先是“文革”中的。

厂里成立了冤假错案申诉接待办公室和清查办公室；清查办公室设在编导室——该室分外稿组、组稿组、编剧和导演组。组稿组由定向组稿的编辑组成，外稿组负责处理投寄剧本。

“文革”一结束，外稿多起来，内容主要分为革命历史题材；工农兵“火热”劳动或生活题材——这一题材与《海港》《龙江颂》已很不同，不但写劳动生产内容，也写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生活内容了；知青题材；“文革”悲惨遭遇题材。作者中，部队官兵极少，我自己从未读到过。却有干部，大抵是地级市或县级市退休赋闲的科、处级干部。中青年文学创作爱好者居多，都是工作在各生产一线的人。也有在地方文化单位工作的人，如县文化馆、小城市图书馆、报社、剧团的人。几乎都附有恳切的信，强调自己的剧本若能被拍成电影，必大受欢迎，也将是对“四人帮”极“左”文艺专制主义的有力一击。

然而确实都只能措辞礼貌地退稿。外稿组有印好的退稿笺可用，我很少用，往往写一页半的回信，觉得会使作者获得几许安慰。不敢提具体意见，因为一那样做，不久改改又寄回来了——这是老同志传授给我的经验。写一页纸有敷衍之嫌，写满两页纸没那么多话，一页半恰到好处，我的歉意少些，对方的心里也会舒坦点儿——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但一个月后我开始用退稿笺了；不提具体意见并要使投稿人明白没有改的必要，还要使对方心理舒坦点儿，太是难活了。

近年，曾有文章认为——中国的阶层已经板结、固化，中下层人的上升空间分明堵塞了，惊呼整个社会结构已空前“僵硬”。若其“上升”专指从政为官，我不敢妄加评议，因为对于官场规则一向知之甚少。若其“上升”是泛指，则我认为，空间绝不是小了，相对于从前，应该承认确乎大得多了。

从前，“农村户口”这一条，便将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板上钉钉似的钉死在农村了。擅自离开农村去往城市谋生，叫“盲流”，绝无机会的，往往会被捆绑押回。并且，在许多城里人看来，视他们为“盲流”不是侮辱他们。“成分论”这一条，又浇灭了多少人改变人生的希望啊！加上“政治表现”这一条，留给个人的人生发展空间几乎归零了。起码，如今的投稿者，不必在稿件内夹一份证明自己历史清白、历次政治运动表现良好的证明信了。而当年我所阅过的外稿中，三分之一夹有那样的证明信，有的是村支部书记以指印代章的证明信；有的还有单位领导的指示：“已审阅，无政治倾向问题，同意投寄。”

后人分析“文革”成因，往往忽略的一点恰是——当年普通中国人之人生的“上升”，如天方夜谭。“文革”仿佛搅乱了当年的社会常态，仿佛机会忽现眼前，造反也能改变人生，如古代造反或能一跃显贵。而没那么大那么强的欲望却也有改变人生之意的人，便往往选择了迫不得已的自我证明之法。那样也许尚有一线机会，不那样连一线机会也没有，而且意味着永远没有。

故我认为，“文革”也是坚如岩石的社会阶层的壁垒瓦解坍塌后，渴望人生出现上升式改变机遇的人们的盲从——而此时，恰是群众最易于被“运动”之时；“文革”之初肯定有那样的原因在内。

但“文革”之目的也不是为人民大众而重新洗牌呀。

所以，我又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反“四人帮”的同盟，“民间正义”固在，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愤怒也是成因。

北京电影制片厂没查出特别坏的人。某些年轻人在“文革”初期也很狂热，但后期而非“文革”结束了才有反思，故当时便暗中与被自己混乱批斗过的老同志达成了和解。既已超前的思想一致了，就没什么可耿耿于怀的了。曾扇过老同志耳光的事确有，是极个别现象。

北影厂竟能如此，原因如下：

一、个人革命经历清白无瑕的“三八”式干部多，延安出身的干部多，“红小鬼”多。造反派、红卫兵只能批他们导或演的电影，难以从严重的历史问题方面下手。除了他们，别的“北影人”无非是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和工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就分不成誓不两立的派系。

二、普遍文化程度较高。不论编、导、演部门的青年还是工人中的青年，性情中人多。长期浸**在文学与电影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中，人道主义原则的根子在内心里扎得牢，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守此底线；证明了文化的重要。

三、凡属艺术部门的老中青三代人中，官迷少，多为艺术至上主义者，电影是心中最爱。他们的梦想是多拍电影，拍好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名。老一代电影艺术家“重艺名、轻权位”的人生追求方向，对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影响很大。若年轻一代中的谁脱离艺术部门而转向官场去谋发展，往往会被人腹诽，也几乎等于自己承认艺术潜力不足了；证明了价值观的重要。

四、北影厂第一代厂长田方使北影厂养成的崇艺尊老的厂风在“文革”中起到了对冲极“左”浪潮的作用；证明了传统的重要。而“文革”时期的厂长汪洋，虽曾一度被“打倒”，但不久就被“结合”了，又是厂长了。他乃“老运动员”，见多识广，有经验做到既不至于惹恼“四人帮”，对北影厂大加挞伐，又能尽量使“文革”对北影厂造成的危害与损失降到最小，且善于不显山不露水地暗中保护自己保护得了的人。所以，余会泳等人曾悻悻地说他是“老猪腰子”“惯打太极拳”。却又奈何不得他，当时的北影厂，离开他别人玩不转。

五、“文革”中“四人帮”还要令北影厂将样板戏拍成电影。生产任务一下达，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全都有借口堂而皇之地暂放一边了——拍好样板戏电影也是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嘛。

所以，尽管“文革”初期北影厂就被列为重点“运动”单位了，实际上却并没成为受“文革”危害的“重灾区”。

也所以，“清查”三种人的工作在北影厂结束得较早——大多数涉事之人，说清楚了，在不同范围做次检讨，有忏悔表示，便一一过关了。老同志们对年轻人犯了错误皆抱宽大为怀的态度，年轻人对犯了错误的老同志的态度也不再如红卫兵一样。汪洋实在是位好干部，可敬可爱的老同志，每每在大会上自担责任，帮人解脱。

我印象特深的一次“说清楚”会是在编导室召开的，批评帮助的对象不是“北影人”，而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导演，也是延安出身的“老三八”；“文革”中调到文化部，成了余会泳等人的得力帮手，曾分管电影。是故，北影厂的某些事，他必须也来说清楚。

编导室老同志没有不认识他的，有人还曾与之私交良好——对于他曾十分卖力地为“四人帮”效劳，大家批评得很严肃，每每一针见血，直指灵魂深处，也就是操守和“节”的方面。但气氛却并不激烈，推心置腹，温度在焉，真正体现了“治病救人”的宗旨，也简直可以说都是在良言诲友。

编导室的领导也是延安走出来的干部，政策意识很强。

总之，“文革”结束了，许多事的做法明显不一样了。也可以说，“文革”给人上了十年反面教育的课。有权力审查别人的人，都能较有意识地证明自己与“四人帮”的爪牙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当然，我这里回忆的仅是当年的北影厂。

北影厂也召开过控诉会，在大礼堂。当年非是电视机时代，全国有那么多人在“文革”中经历了重重苦难，有限的报刊哪里报道得过来呢？不以开会的方式广而告之，更多的人也无法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