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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02（第7页）

现代的作家再写《1984》那样的小说，估计也很少有人以为多么现代了。

而且，很可能的，小说在“现代”了一个时期之后，反而会走回头路，开始恢复“传统”的面相。

这种悖论是由人们对小说的接受习惯所决定的——在一切艺术门类中，人们最不习惯于小说的现代性走得太远。或反过来说，人们仍希望有一种文艺不要太现代，比较之后，选择了小说。

反观当年的中国文坛，老中青三代的创作，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似乎也可以用“九九归一”来总结——归于对国人之人性曾经怎样被异化的思考；归于对造成人性异化的种种中国原因的思考。

一切党对干部特别是高干的廉政要求，难道不是为了防止蜕化变质吗？

当年的特权现象已引起人民的广泛谴责。

贪污受贿之风已在干部中呈上升趋势，高干之家几乎皆有明里暗里“下海”经商的子女了。在“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机会）”的大背景下，高干子女们倒卖“批条”、炒地皮、办皮包公司买空卖空之事，渐成百姓街谈巷议的新闻。

若不是，岂非胡搅蛮缠了吗？

若是，谁能解释清楚——蜕化变质与异化究竟有何不同？

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不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革命理论本身的异化？

若革命理论本身被异化了，是否会造成信仰者的异化？

联想到现在——“八项规定”“巡视制度”，难道不也是为了防止干部被特权、金钱和美色所异化吗？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难道不是为了防止权力被异化吗？

我至今也没读过几篇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原文，所以至今也不知道马克思是怎么谈“异化问题”的。

我第一次见到“异化”二字，是在一位诗人谈创作的文章中，他在谈到其诗《解剖》时说，他的诗与其说是解剖“成了神的人，不如说是在解剖心甘情愿制造神的人，解剖人的‘异化’，也就是自我解剖。”

他的另一首诗《哎，大森林》，当年使我读哭了。

那首诗使我联想到了闻一多的《死水》。

《死水》没有“喧嚣的波浪”，不哺育任何希望，只不过是霉绿的死寂的肮脏的止水；大森林的绿却是生机无限的，但同时也会层掩枯朽与腐败，成为“封闭记忆的棺材”。

“我爱你，绿色的海！”

“难道这就是海？！这就是我之所爱？！”

当年我将这一首诗读给别人听时，别人也流泪了。

诗人的名字叫公刘。

在中国，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之后，文艺界必会出现一个时期的假眠性沉淀期。

从1988年到1989年初，中国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为新闻现象——首先是邓颖超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专访，坦言她对“安乐死”持支持态度。她那么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全国“电台之王”关于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的专访，真不知节目组是怎么做到的。而她的态度之明确，也是人们在一个时期内谈论之事，敬意有加。

与之相反的是，当年有三位著名的青年思想导师，在蛇口与青年们对话时，遭遇了“滑铁卢”，主要分歧由金钱观、财富观引起。

一个事实是——先有“小蛇口”的建设新理念，其后才产生了如今的“大深圳”。

我对蛇口当年的建设总指挥袁庚心存敬意，并且当年参与过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视剧剧本创作，该剧还在央视播过。

但我当年并不喜欢“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参与剧本创作时颇纠结，避开了关于这一口号的创作分工。我承认任何人都拥有靠正当的手段和方法追求金钱与财富的权利；进一步认为，此权利像人的生存权一样天经地义。我之不喜欢是基于浸**太久的生命本体理念——生命者，时间也；当然不是金钱。这种思维未免过于文化，若也在场，并且道出，估计也会成众矢之的吧？

1988年，抢购风潮席卷全国。许多商品的价格市场化了，放开了，一时间与民生关系密切的商品全涨价了——一位高校女教师居然抢购了一百盒火柴；只不过是火柴呀，因为抢购者是高校教师，所以我认为此事也具有“文化”的延伸意味，民间意味。

1988年，最引人关注的文艺现象，便是由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

导演张艺谋成为继陈凯歌之后的又一位中国大陆“出产”的国际著名导演。

中国在“九月九酿新酒”之歌声中辞旧迎新，迈入了1989年的门槛。

春节后不久，极受青年诗歌爱好者喜欢的诗人海子自杀了——卧轨。

当年，这一诗坛悲剧尚未来得及发酵成一种追思的文化现象，就被另一场更巨大之风波的前兆转移和冲淡了——它来得太突然了，成因和背景极其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