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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1页）

第二章1949年至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出生于1949年9月22日，这意味着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那么，1956年我七岁了，还没上学。我因口吃，上学晚了一年。但也不算太晚，北方孩子八岁才上学的挺多。比之于北京和南方城市里的孩子，分明是晚了一年——1949年出生的他们，“文革”前大部分已在读高一了；而我那一年初三毕业，后来被统称为“老初三”。

“二战”后的东三省，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解放”。第一次是苏联红军出兵于中国东北，自黑龙江省入境，协助东北抗日联军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使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控制的第一座大城市——那次“解放”，当年有另一种说法是“光复”，我父母那一代人都习惯于说“光复前”“光复后”。苏联红军回国后，哈尔滨市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官兵掌控，治安极不稳定。郊区每每有土匪作乱，市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也不少——李兆麟将军就是那时被他们杀害的。第二次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意味着东三省人民成了实至名归的“新中国”的人民。

所以，对于东三省我父母那一代人来说，“光复后”是一回事，“解放后”又是一回事——“解放后”的东三省，比“光复后”的东三省太平多了。

那么，严格地说，我实际上是一个出生于“光复后”、新中国成立前几天的人。

对于此点，我一向并无幸运之感。因为我并没在从前的年代生活过一天，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切身体会。更坦率地说，我对刚一出生就“被解放”了，长期以来的真实想法是不以为然。

但此刻，我写到这里时，不禁开始重新思考——我的出生年份对我来说到底是不是一种幸运？

我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回答——是。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早出生十年，那么我的童年将在伪满洲国时期度过。以我家的情况推断，我是上不起学的。或父母竟能含辛茹苦地供我上了学，被迫学日语，读宣扬所谓“东亚共荣”的课本，经常见到是本国人的老师在日本“学监”面前唯唯诺诺，稍敢违逆便遭殴打，甚至逮捕——我会习惯吗？

若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后延十年，而我已是一个青年，眼见是军人非军人的日本人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欺凌自己的同胞如虐动物——我会反应漠然吗？

以我父亲传给我的宁折不弯的性格，肯定不会那样的。

若我竟反应激烈，那么我是否能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可能就两说了。

即使我变成了一个善忍的、肯于屈辱苟活的青年，被奴化得一点儿血性都没有了——见闻自己的抗日同胞一个个、一批批被残忍折磨、杀害，我会无动于衷吗？

如果我竟会那样，我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区别呢？

这么一想，我就忆起——我曾问过我的父亲：“爸，当年你怕过日本人吗？”

我的天性宁折不弯的父亲回答：“怎么不怕呢？自从被日本宪兵抓走过一次，更怕了。连汉奸也怕日本人啊！我亲眼见过是挺大官的汉奸，在普通日本宪兵面前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的样子。”

我的父亲因为看不下去日本宪兵毒打同胞的情形，仗着自己习过武，还会几句日本话，上前劝阻了几句，结果不但同样遭到毒打，还被宪兵队关押了数日。

回忆使我更加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仅仅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便引以为终生之光荣。

在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任何一个中国人，想一点儿亡国心理都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死心塌地卖身求荣的汉奸——而即使他们，内心深处也肯定有难言的耻辱。

现在的我，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对于那个时期的哈尔滨，通过读书阅史，已经有了较多的间接印象。尽管是间接的，但老一辈人的回忆，那些历史性记录的内容，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

由是，我想我应该由衷地、郑重地写出——我，一个出生于1949年9月的中国人，很庆幸自己的出生年份离新中国之成立仅差数日，而不是出生得很早。

之所以截取1956年作为一个年份节点，乃因这一年我虽未入学，但毕竟七岁了，记事了，有谈点儿关于文化、文艺的粗浅印象的起码资格了——那么，以下所谈，依据的是个人记忆与间接了解的组合；而1956年以前的形态，则完全是凭间接了解的种种情况所作的推测，正如对1949年以前的文化、文艺形态所作的推测那样。

我七岁时的哈尔滨，具体而言是我家所住的区域，在我的记忆中是常年平静的，人们关系总体良好。

那一区域的街道多以“安”字打头，如安国街、安心街、安和街、安广街、安平街、安化街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街名。

从以上街名可以看出、体现着人们希望国泰民安的文化心理。

那一区域在“光复”前是中等经济水平的“老俄国时期”的俄国人居住区，他们多因惧怕成为革命对象而逃亡到哈尔滨，独门独院的俄式宅院比比皆是。我七岁时，他们大部分已按中苏协议被遣送回国了。那一区域主要是他们的居住区时，街名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分别为普希金卡亚、托尔斯泰卡亚、契诃夫卡亚、屠格涅夫卡亚……“卡亚”是俄语街道的意思——流亡于邻国异乡，深情所系的却是本国的作家、诗人，足见彼国中产阶级人士之心性与他们的文学纽带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亲韧。或也可以说，是一种剪不断的脐带关系。并且，有一点更耐人寻味，即当初那些街道的俄国名，必是他们之间民主协商的结果；便又足见，那些“老俄国时期”的作家、诗人，在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地位是多么的无可争议，成为共识。而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条街的街名居然是莱蒙托夫卡亚——他可是既反农奴制又反沙皇专制制度的；还有一条街是高尔基卡亚，高尔基呀！列宁的作家挚友呀！而他们却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避难者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也将高尔基包容在自己的文化襟怀中了呢？这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或许，由于高尔基毕竟是一个骨子里的人道主义者？从那些特殊文化的俄国街名，似可作这样一种较符合逻辑的推测——第一，他们是接受废除农奴制的主张的；第二，他们也能接受沙皇家族逊位的现实；第三，他们害怕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如果曾有反对的言行，或是缘于革命到了自己头上，或是觉得未免太冷酷和暴烈了。总而言之，有资料显示，他们的成分，大抵由流亡的小地主、富农、破落贵族和一些“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人组成。

他们被遣送回国后，遗留下的宅院自然住进了中国人。当年那是由各级政府拍卖和分配的。有的院子非常大，最大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两米高的木板障子占了小半条街，院内的俄式住房建得特别美观。

我七岁那年，家住“安字片”安平街十三号院内。院子挺大，七八户人家，房产是被当年有经济实力的中国人买下的，我家和另外几户人家是租户。我家住最里边一幢小房子，两户连体，各有各的门，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有门斗。半间做厨房，也搭木板床，正室二十平方米左右。木板地，门窗已严重下陷。我家的隔壁邻居姓陈，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长相忆》，便是为怀念陈大娘而作。

倘读此书的人以为，当年哈尔滨市那个区域的中国人家住得都不错，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家父母都曾是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我七岁时，我这一代哈尔滨人的父母还都是中年人；那时三十六七岁的人便是中年人了，都是买不起房子的人家，租住的也都是下沉严重的面积很小的房子。那样的一些房子，曾是俄国房主的仆役们的住房。

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是被一位老中医买下的。

另一条街上最大的院子是政府分给一位副区长的。

当年哈尔滨市的人口并不太多，我家所住的安平街，除了早上偶有小贩卖包子馒头的叫卖声，白天不但静悄悄的，而且经常不见人影。这主要是因为院子都挺大，同院的孩子尽可以在院里玩。丈夫们一上班，女人们做完家务，互相串门也成了院内之事。这使不同院的孩子与孩子、大人与大人、孩子与大人若在街上遇见了，并且还认识的话，反应普遍很友好很亲近，因为不常见。若以和谐言之，非诓语也。

文化与文艺，在以庶民百姓为主体的那一部分民间，在1956年前后，在哈尔滨那样一座省会城市，曾经给我留下的印象少之又少。

首先应指出，文化是客观存在的——那些街名，不论是从前的俄文名，还是后来的中文名，不能不承认也是文化的体现。还有某些老店的店名，比如当年“安字片”家喻户晓的“天合成”——一家面积不大的食杂店，其地道的中国名，当然也是文化的体现。还有小学、中学，更是文化的有形体现。文化还体现在大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经验和态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