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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第4页）

没见过，

中国车呀啥模样啊，

盼星星盼月亮啊，

盼得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在北京，“红旗”牌轿车风光无限；在上海，“上海”牌轿车出现于马路上了；而“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卡车，需求量大，这使“长春一汽”在全中国家喻户晓。《老司机》是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总体捷报而创作的，许多长春人却喜欢强调是为“长春一汽”创作的，据说在非正式的演唱场合，长春人爱将歌名报成《大解放之歌》。而哈尔滨人特认同，因为同属东北人，可沾更大的喜气。

长春电影制片厂已开始向中国人奉献电影了——国产的和苏联译制片；后一种是“长影”的艺术光荣之一，几成专利，一概包揽。

当年的长春人，进言之，当年的吉林省人，无不以“长影”和“长春一汽”为傲。

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与沈阳音乐学院也已成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的名片，各自桃李盛开，奠定了在中国美术和音乐教学方面举足轻重、绕不开去的育人地位——后来为大量毛主席语录及多首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作曲家李劫夫便是“沈音”教师。

将目光向北京再向南方望过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同样向国人奉献频频，可谓争奇斗艳、姹紫嫣红。

连新疆的天山电影制片厂也在运筹帷幄之中了。

北京除“人艺”外，还多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乐团等新的文艺单位；而中国京剧、杂技业已走出国门，为国争光了。东方歌舞团为外宾演出的次数最多，极受周恩来总理青睐。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文艺活动中，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拍成了文艺纪录电影，许多中国人百看不厌；许多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经由银幕广为人知。

那时中国已有自己的“十大电影明星”了，他们的大照片悬挂在大多数电影院中，连哈尔滨的儿童电影院也不例外。

在文学方面，几乎各省都已有了文学刊物，是诗、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的发表园地。而长篇小说，也几可言果满枝头了。

经历了1957年的惊吓，又经历了三个饥饿年头，文艺家们并未万马齐喑，依然发挥才华，各自奉献，足见该群体是多么的忠诚。他们中，有些人是“负荆”创作或参与集体创作的，参与而不得署名。

当然，只要够得上是“家”，就不至于挨饿，包括被批过遭贬了的“家”。

实际情况是，在东三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挨饿、死人的现象即使有，也极少。东三省是城里人挨饿，但毕竟有基本口粮定量保证，也饿不死。并且，若父母有一方是科级以上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全家大抵也饿不到哪儿去。而农村，托福于土地广阔，偷偷开一小片荒，种下土豆玉米，秋天的收获是对得起勤劳人的。所以东三省的农民，对“三年困难时期”并无谈虎色变的记忆，还能经常向城里亲戚提供些蔬菜援助。

我家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无一门亲戚，父亲远在大西北，我们几个儿女又在长身体的时期，便只有忍饿。

实际情况又是——东三省当年生产的很大一部分粮食充实国库了，因为国库拨出了较多的粮食赈灾，必须充实。

从前普通的城市人家，是根本不可能从粮店买到当年新粮的。新粮入库，陈粮出库。普通的城市人家所能吃到的，有时是在国库中存放了四五年的陈粮。

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五大城市的人们，对饥饿年代的记忆也似有似无，十分寡淡，因为中央有政策，对那五大城市的粮食及蔬菜副食供应，必须予以保障。

1980年后，我与一位小我两岁的高干子弟谈到过饥饿年代，他毫无印象。在我的一再“启发”之下，才终于唤起了点记忆。

他说：“难怪那几年我父亲常带巧克力、麦乳精、压缩饼干和罐头回家，告诉我是空军叔叔怕我们祖国的花朵挨饿，集体节省给我们的。”

当年中国的某些县城，也已有了文艺基础良好的剧团、文化馆，凝聚了当地一批演创骨干。文化馆无一例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同样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提案成果，为的是使最广大的农村人口也能较充分地进行文艺欣赏和娱乐。故不能不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顶层设计的人物们，确实有过尽力在方方面面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初心。而某些县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了，以传承当地独有并受欢迎的文艺种类为己任。县剧团以面向农村的义务演出为主，演员与农民的关系持久而亲密，那种亲密绝非作秀，毫无矫情，下乡对于他们有回家的感觉。未见的时日若久，双方都会思念的。而文化馆的存在意义在于助推原创，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文艺种子。当年，一个农村青年的文艺潜质倘若有幸被发现，进而在县文化馆受到培训，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们不同于大城市里的文艺家。他们中许多人在饥饿年代确乎是挨过饿的，有人甚至饿晕在下乡演出的过程中。他们中也很有些慧眼识珠的伯乐，改变了不少农村文艺青年的人生。在饥饿年代，一些县剧团、文化馆的作为无法继续了，另一些饥饿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团、馆，仍坚持履行文艺义务，无怨无悔。

写到此处，我心愀然，肃然，油然起敬。

正是在饥饿年代，哈尔滨市举办了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令其他省市艳羡不已。

在北京受了政治委屈，被贬至哈尔滨的著名女歌唱家张权，身着一袭红色拖地长裙，以华丽之歌喉演唱了印度尼西亚革命歌曲《宝贝》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这两首外国歌曲哈尔滨人听过的不多，从此在喜欢唱歌的哈尔滨青年中大为流行。

张权的遭遇有一定典型性——她之回国，曾是统战部门的一项成绩；由于被动员说了几句回国后的真感想，成了另一些人立功的机会。

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领导却对她不薄，甚至可言视如珍宝，仍给予“家”的礼遇和待遇。

“文革”中，据大字报揭发，有领导以她为例，曾说过这样的话：像张权同志那样的文艺家，来多少，要多少，而且要照顾好，使他们逐渐爱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北京不要的，我们全要……

贬到哈尔滨市的文学界名人更多一些——诗人、小说家、编剧、评论家、编辑、记者……差不多应有尽有。名气很大的，几乎都到过北大荒——有明确规定下放一定时间的，可保留北京户口。而较年轻的，问题不严重的，后来多被省作协、出版社接收了，包括从部队转业者。

当时省文学期刊《北方文学》已创刊。

以上一切形态，主要是文艺形态。文化形态，比如社会学方面，其实是少有的，或也可以说完全没有——民主、个人自由、平等、公正、人道主义、法治——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半内容，除了爱国、诚信，其他不但是文化禁区，还是雷区。文章是绝无发表可能的，言论必定会引爆自身。即使友善的主张，也很容易被批为“反动思想”。

此情况，黑龙江省不例外，东三省不例外，全国哪儿都一样，概无例外。

我有幸观看过某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开好音乐会，主办方从各中学借调了一批是好学生的初高中生当服务义务者，我哥也在其中。他获得了几张票，给了我一张。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精神享受大餐，如置身于音乐梦幻中。

那一年我已看了四部电影——《红孩子》《白毛女》《矿灯》《战火中的青春》，前三部是学校组织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