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匪巢里的一把宾椅上坐定,背后上来两条大汉,一人伸出一只右手,往他双肩上按将下来。土匪中也有武艺高强的人啊,李志达的双肩感觉到了两股大力的压迫,却不动声色。眨眼间,但听一阵裂响。匪首低头一看,四只椅腿连同李志达的双脚,不但使几块方砖碎了,而且塌陷下去了。匪首顿时抱拳拱手,起身施礼,说是手下人调皮,只不过想跟李师傅开开玩笑,还望李师傅海涵。接着设宴款待他,推杯交盏之间,用短刀挑起一片好肉送至李志达嘴边,请他“尝尝咸淡”。李志达咔嚓一口,连一寸刀尖都咬断在口中了,嚼了几嚼,咽下肚去,还说:“不咸不淡,就是脆骨没剔干净。”
一桌无法无天的猛人目瞪口呆。
结果是,匪首和李志达拜了把兄弟……小县城的县志,大抵总有些演义成分的。但那一拨土匪,以后再也没怎么滋扰过安庆县城,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
新中国成立后,安庆县的第一代执政者们,当年便将“世鹏中学”改为“安庆一中”。他们认为,中学是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摇篮,怎能以全县第一号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资本家的钱是哪儿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获得的吗?生时剥削劳苦大众不算,死了还要用剥削来的钱为自己树碑,企图流芳百世,是可忍,孰不可忍?!校园内严世鹏的一座半身像,也理所当然地被砸了……
那一年,“世鹏中学”,不,“安庆一中”,已有七百余名学生了……“世鹏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将可能聚众闹事、给新政权添麻烦的地方。由一队武装人员前去,强行摘牌宣布取缔。
李志达据理力争,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从内心里拥护新政权的人,绝对不会将武馆变成使新政权不放心的地方。天下从此太平了,谁也不必再靠武功自我保护了,习武只不过成了一件强身健体之事,对新中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他与本县头号资本家那种义父子的关系,对方不信任他。他越表白,人家越不信任。何况他还和土匪拜过把兄弟!
武馆解散后,李志达成了一个身无长技、无业可操的人。自思继续在县城执掌新政权的人们,也不愿让他这么样的一个人再待在县城里了,所谓正中下怀,当即准许。但是呢,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近的村子,考虑到他这一个口碑不倒的人,在县城里的潜在影响仍存,还是有点不放心。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远的村子呢,又等于将他放任到监控视野以外去了,照样不放心。最终,替他确定了一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的村子,叫“眺安村”。对于一个村子,它的名挺雅的,村里一位曾是说书人的老者给起的。安庆县城南面,八十余里以外便是山区了。那村在山的低坡上,坡下有一片农田,是农户们的**土地。
山里还有几十个村一万余口人,也在安庆县的管辖范围之内。八十余里,说近它属于较远的村子之一;说远它毕竟并没远到山里边去,似乎正适合李志达这么一个没根据必须警惕却又没前提完全放心的人去落户……那一年李志达三十六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精壮年龄,仍是一条光棍。五年后他终于在眺安村成了家,媳妇是本村的一个老姑娘,老丈人是那个给本村起了一个雅名的老者。
要说李志达这人,命里还真算挺有隐福的。虽只不过是一武人,却在旧式文化人半文化人们的心目中有好印象,都愿意将女儿(如果有的话)许配给他。
第二年,喜得一子,便是李一泓。
成为农民的李志达,虚心好学,也仗着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渐成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一九五八年农民“社员”化以后,工分册上,他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
李一泓自幼聪明伶俐,天生热爱纸笔,一点即悟,悟此通彼。所谓响鼓何须重锤,极顺利地读完小学,极轻松地就考上了县一中。当时县里已另外有了两所中学,但一中因为是最早的一所中学,又是当时唯一开有高中班的中学,名气自然大于二中三中。然而他成为中学生的第一年,“**”就开始了……
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夹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社员”。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大学母校的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
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
右派的身影晃悠的。他还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人,扔给他一份工作,允许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他就渐渐地心理平定了。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青年也闻风而至,遂成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这情形某些人想挡都挡不住,还没有反对的理由,索性任他去搞。从中学教师变成青年文艺活动的率领者,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越搞越有声色,越搞劲头越足……李一泓曾是安庆一中学生会的文艺委员,给郑老师留下过深刻印象。郑老师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而又不失师道尊严地要求李一泓务必参加到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中来。李一泓接信后,第二天就出现在郑老师的面前了。郑老师已苦心经营起了文学、戏剧表演、绘画、舞蹈等多类培训班。而小学五年级就在报上发表过儿童诗并获过奖的李一泓,竟加入了美术学习班。文学离政治太近了,老师便是前车之鉴。父母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何况父亲还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怕自己因文学而惹出政治事端来。一旦落个什么罪名,没谁能替自己孝养父母啊!从此点可以看出,李一泓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处世相当谨慎的人了。
李一泓在美术方面也很快就令郑老师刮目相看。这要感激他的母亲,最终要感激他母亲的父亲,他的姥爷。曾是说书人的他的姥爷,还曾是一位民间的丹青能手,靠字画换过柴米油盐的。按现在的常识解释,那是隔代基因起了作用。但在当年,人们不晓得什么基因不基因的,只说他是个学什么钻什么的人。
他画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油画像,被县革命委员会收去了,挂在常委会议室里。
于是他因画而名,郑老师也跟着得意。出了名的李一泓,兴趣又转移了,热衷起表演来。演过“样板戏”中的杨子荣、郭建光,还演过芭蕾舞剧中的洪常青,连郑老师都评价他演得“神似”。郑老师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李一泓成为自己的助手,县革命委员会特批了。因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培训班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确实活跃了本县的群众文艺生活,被省革命委员会树为典型,组织各县前来“取经”。安庆县因而也出名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觉得自己也很光荣。一光荣,就高兴。一高兴,就什么要求都好说了。
于是李一泓有了双重身份,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是农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是县文化馆的编外人员。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队遵元的补贴……
爱情不期而至。舞蹈培训班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爱上了他。人家是县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宁肯为了爱情放弃县城户口,下嫁到八十里外的眺安村去……面对如此真挚的爱情,李一泓起初诚惶诚恐,完全发蒙,不知如何是好。
郑老师知道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说自己很了解那姑娘,她的坚定不移是靠得住的。说李一泓如果错过了真爱,就是“二百五”了。
他自然不愿是“二百五”。于是由郑老师做证婚人,欢天喜地将姑娘娶回了眺安村的家。
新婚之夜,他问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妻子回答:“更是对我自己好。”
“更是对你自己好?”他不解了,又问,“怎么就更是对你自己好?”
妻子回答:“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很幸福。”
他凝视着妻子,忍不住接着问:“你是不是对幸福是什么还不太懂啊?”
妻子回答:“幸福是快乐。”
他说:“你把幸福理解得太简单了吧?”
妻子回答:“只要有了快乐,幸福就简单了。连快乐都没有,幸福才复杂。”
他沉思良久,轻叹道:“除了快乐,我也再没别的。那么我保证,以后尽量让你快快乐乐的。”说罢,捧住妻子的脸,深情吻她。
李一泓说到也做了。尽管生活是那么的清贫,但妻子经常被他逗得咯咯嘎嘎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