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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内，各方人物齐聚，有德高望重的理论权威，有锋芒毕露的中青年学者，有来自改革一线的企业代表，也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与会者对那位身处舆论风暴中心的、第一钢铁厂的书记，抱有极大的好奇，目光或明或暗地投向她——

谁都明白，这次会议，弄好了，她会成为典型，弄不好，她也会成为典型。

前者是大胆探索、实践出真知的改革典型，后者改革冒进、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负面典型。

会议上，各方学者围绕“剩余价值”、“公有制实现形式”、“管理改革性质”等理论问题引经据典、激烈交锋，甚至不乏言辞尖锐的相互批评。林颂专注地聆听，偶尔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几句。

陆文龙沉稳地引导着讨论方向，与会者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第一钢铁厂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采取的管理改革措施，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企业效益，增加了职工收入，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其探索方向总体符合中央关于搞活国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精神。

陆文龙看向林颂：“林书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或者回应的吗？”

林颂不疾不徐说道：“感谢陆部长，也感谢各位专家的深入讨论。我想提出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但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改革进程中，我们面临的话语权问题。”

她略微停顿：“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分析框架、理论概念，甚至评判标准，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西方的经济学体系。我们用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论证我们自身实践的正当性，这本身就处于一种被动的、需要不断自证清白的地位。”

她语气加重，带着一种紧迫感：“因此，我认为，当前改革一个极其重要且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着力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陷入他们设定好的辩论陷阱。”

顾老师眼中闪过一丝深切的赞同，这个问题他思考已久。

据他所知，老大哥国家的一些教材上已经出现了宣扬西方国家“好人好事”、生活方式的文章，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引起重视。

很快，研讨会的官方结论和主要精神，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开来。

资本和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要素，其本身并不直接决定社会性质。关键在于为谁所用、由谁主导、收益如何分配。

但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并不关心什么理论交锋，他们只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结果，上头到底是什么态度，政策还变不变。

“看到报纸没？看来上头是支持这么干的！肯定了！”

“就是嘛！说一千道一万，厂子效益好了，工人才能多发钱！”

“我早就说嘛，以前干好干坏一个样，磨洋工也能拿一样的钱，那谁还有积极性？现在这样好，多劳多得，心里痛快！”

“啥资本啊技术啊，听着吓人，其实不就是工具嘛，看谁用，用来干啥。咱们国家用，用来发展生产，给大伙谋福利，那不就是好事？”

“……”

在这种逐渐转变的舆论氛围中，一个外号“耗子”、脑子活络的年轻人，从中嗅到了不一样的“商机”。

他蹲在胡同口，听着街坊四邻、过往行人关于“手段”、“放开搞活”的议论，小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光芒。

国家提出这么个说法，把资本和技术都定性为“手段”，这说明什么，说明要进一步放开经济了！个体户、民营经济，往后的日子肯定越来越宽松！

他越想越兴奋，不行，他得赶紧去找他的“合伙人”商量商量，于是朝着成志学校的方向跑去。

没错，耗子口中的“合伙人”还在上学。

说起来，他们认识，是因为他会用废罐头盒、皮筋之类的东西做会动的玩具小汽车、他的“合伙人”之前经常从他这里进货。

讨论会的定调，使得之前煽风点火的那家报社受到了一定挫伤。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这场风波中，那位笔名为“清音”的女记者何清，并没有受到冷落。

她此前发表的那篇《同为女性，我为她的选择感到悲哀》的文章，在崇尚“独立批判精神”的群体中受到了相当的推崇和追捧。

在一些沙龙聚会和大学校园的讨论中，不少人认为清音的文章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他们觉得，清音关注的是个体在宏大叙事下的处境，这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人性化的思考维度，有人甚至赞誉她是“公众的良心”。

不仅如此，何清还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这让她生出了“使命感”，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去采访林颂本人。

当然，她预料到自己会遭到拒绝，努力说服了“上级”。

在她看来，林颂这样一个身处高位的女性，内心深处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委屈，尤其是在面对工人因为自身利益而轻易被煽动、甚至反过来指责她的时候。

几天后，她收到了消息，林颂同意接受她的采访。

何清精心准备了一份采访提纲，罗列了许多试图切入林颂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问题。

采访在一间会议室举行。

这次林颂身边的秘书，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简单的寒暄过后，采访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