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没有人採纳这些建议。哪怕当时所有人都感知到了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
不过这种建议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
1748年,一名瑞典旅行家在伦敦的大教堂附近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
在18世纪60年代,一名法国旅行家和作家合作在法国报纸里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著伦敦,这些烟混合著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
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確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著大地: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將彻底告別阳光。”
“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
德意志的科学家也曾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他发现自己在上午十点半的时候,因为雾气影响,就已经无法写字了。
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
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麵包上。
为了写点东西,这位科学家不得不点起蜡烛,儘管这只是上午10点。
这位科学家还有严重的风湿病,於是他便將这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於英国伦敦的雾—一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
几年后的无数人也来到过伦敦,得到的都是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
“伦敦就是个烟燻火燎的洞穴。”
“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
將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或者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
在19世纪早期,威廉·麦金农。
老费力面前的这位议员,便与一位朋友在其朋友的小册子写下了一篇文章《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
哪怕隔了几十年,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依旧还在流行。
威廉·麦金农表示,在过去几十年,无数人都提议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產生实际作用。
也有人提议—一在议院设立特別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眾健康的危害”。
但实际上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態復萌,整个伦敦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
河边那些烟囱又会变回了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
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威廉·麦金农已经无法忍耐了。
特別委员会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
听到这个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
老费力也无比熟悉。
因为泰慕士赔偿案中,这个法律便就出现了作用。
非但没有强化,反而还让那些可怜人,受害者背负了一切。
威廉·麦金农在最后拋出了他的观点—“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於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的,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著製造污染。”
对於污染的根源更多在於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