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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还很远（第1页）

夏天还很远

我辗转万里寻找到她，只为索要她的鲜血。

从北京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行程是九小时五十五分。

在那个一年只有不到70天阳光的荷兰首都，我遇见了阿姐。那是1998年夏天，她穿一件浅绿色的长衫，裤腿一高一低，正对着墙壁玩手影，悠闲得像只淡漠的蝗虫，酒足饭饱后，把身体蜷起来享受金色阳光。

但事实上，阿姐的外号是秃鹫，而非小奸小恶的蝗虫。她与荷兰当地的黑社会有生意往来，从不与华人结交，还以光头示人，众人称她为秃鹫，那种传说中以吞食腐尸为生的凶猛鸟类。可我只肯唤她为阿姐，就像她只叫我吸血鬼，我辗转万里寻找她，只为索要她的鲜血。

阿姐的店铺开在运河边，门极其狭小，要弯腰侧身进出。据说荷兰是以门的大小来收税的，所以许多房屋都把门建得很小，把窗户做大。当我朝里面张望时，阿姐探出头来，拿着点零九小手枪，瞄着，“砰”地一声发了火，我吓一大跳，眦牙咧嘴地退后两步。

枪却并没有上膛。我推开弹簧门，门上用大号子弹的铜头串成的风铃快活地晃**。店堂并不算大，双筒猎枪，煤气灯，十八世纪英国绅士的手杖，军用降落伞，小风车……应有尽有。墙上贴着荷兰国家足球队的全家福，博格坎普的名字用水笔圈住，旁边的小卡片上详细地记录了1998世界杯的赛程。

店铺迎着西，窗外是清凉的梧桐树和自行车道，我疑心自己正身处中国一个安宁县城，在六月的傍晚，骑自行车载着喜欢的女孩去郊外看夕阳，她在后座哼一支鲜美的歌，沿途雏菊溅开。

海若便是这样的女孩，她有一双长腿，书本拿在手里卷起来，辫子一晃一晃的。我们住在川中小城，清晨雨雾弥漫，午后坐在操场上的秋千上背诵单词，晚自习后打着手电筒回家，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流金岁月，踢踏而过，我想必然会和她相守一辈子。

然而她患有地中海性贫血症，必须进行骨髓移植，可她的血型却是极为罕见的P型血，全世界这种血型的人不超过100名，就连国内几大稀有血型库也没有储存。医院向社会发出ＳＯＳ求救血源未果后，不得不向国际卫生组织求援。

通过资料搜索，专家查到有名女子即是P型血，可惜她的工作单位却证实数年前她便非法滞留在德国，听说辗转中又去了荷兰，此后便不知下落。而另外几名P型血的国际救援者的骨髓配型不合，因此，这女子便成了海若的希望。

你以前像个飞檐走壁的侠女，明艳率性，神灵活现。

我从北京飞抵阿姆斯特丹，拿着女子多年前的小照，在华人圈挨个询问，仍无功而返。快要绝望之际，在中国杂货行偶遇买花椒的女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她看照片，她表示不认识，倒是她身边的荷兰男伴说运河一带有东方女子和照片中人一样，眉毛下面有一颗黑痣，她找过做整形医生的他要求去掉，但它太靠近眼球，手术风险较大，最终作罢。

沿着运河寻来，及至阿姐就在我眼前，我仍是无法判别她是否就是我要找的人，除了那颗印记鲜明的痣之外。我同她聊店内的商品，她不置可否地听着，突然打断我，摇晃着加了冰的可乐，慢吞吞地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你这只吸血鬼。”

说话间有男子推门进来，阿姐和他用荷兰语交谈，偶尔夹杂着日语。我只依稀听得懂“消音器”和“左轮”等词汇，不到五分钟，男子便随她走进店堂后面的小屋。我走到一旁，桌上放着《圣经》，随手翻开的一页写着：神啊，我心坚强。里面夹了很多照片，是极年轻的阿姐，穿鲜亮红裙，黑发如瀑，坐在高高的台阶上拉大提琴，背景是洁白云朵。

男子很快离去，阿姐站在我身后，我回头，扬一扬照片道：“你以前像个飞檐走壁的侠女，明艳率性，神灵活现。”

阿姐问：“现在呢？”

“看起来像废了武功的人，别说奔跑，就连剑也提不起来，所以成天木呆呆的。”

阿姐似被触动，沉默片刻，叹口气，转了话题：“刚才那个人还得过来，忙完了我就随你去医院抽血检测。”

这就是阿姐的生活了，名义上开着不大赚钱的古董行糊口，暗里却在做枪火生意。阿姆斯特丹的黑社会如果想杀死某人，一般不会从内部找人，而是雇用东南亚的杀手，进入荷兰杀人之后就走，阿姐则为杀手提供枪支，在这一行，她已具有良好的口碑。

吹口仙气，龙就活了。

捐献者将骨髓输给患者之前，必须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配型相合者才可以进行移植，否则将发生排斥反应，危及患者的生命。等待结果的那几天，天气好的午后，我们会在街上走走，阿姐最喜欢水坝广场一带，有轨电车和自行车来来回回，南美浪人在卖唱休息，喝啤酒，吸大麻。

在这个色情业和毒品完全合法的国度里，海鸥飞翔，歌舞喧嚣，红灯区橱窗里冶艳女郎在讪笑，吸毒者迎上来向阿姐讨十块钱。我看着她的背影，她穿军绿色长裤，裤管掖进牛皮短靴，像民国时期的少年统帅，骄矜中流露出一丝满不在乎的匪气。她正阔步走在1998年阿姆斯特丹的风里，街道阔朗整洁，天空是凡高笔下纯净饱满的魔幻般的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