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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同的（第2页）

“她跳岩的时候，我正在离开她不远的地方儿躲着。我看见她，她没有看见我。敌人一走，我就下去找她—唉呀，她头上、身上，尽是血，她还在笑嘞！她身上摔得可不轻，鞋也丢了，一个什么钱包包也不见了。我扶着她光脚走到我老母亲那儿去。我老母亲把她按在被窝里，去给她扯草药吃，她还嘴硬嘞，说她自个儿可以去扯。她还没有休息下来，一休息下来，我看她明天就动不得了！有一年我摔了跤……”

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摔得满脸是血她还在笑？接着人们都埋怨起自个儿来了，说：早就应该叫张老师到游击组来；说：苇沿没有武装；说：我们游击组没有尽到责任……

我说，第二天一早去看看她。可是到了半夜，我们游击组奉命转移了。离开了这条沟，往东，走了十几里，过大川，到了另外一带浅山的山沟里，完全脱离了大白山，在那儿掩护一条临时的运输线。

接着几天严寒，刮开了雪风，下雪了。附近有一个老太婆冻死了。游击组的人们关心他们的女教师：这么一个全身受伤的人，怎能受得风雪的袭击！于是找了一副担架，派人去抬张云莲。下午，担架回来，出乎意料之外，她不在段国璋老母亲那儿，说她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着急地向四面八方打听她的下落，几天都没有找着她的踪迹。最后，找着一个最近才从张云莲躲的那带地方来的妇女。我问她，她说：

“她看见我要下大白山，就要和我一块儿走，说要到苇沿去。风又大，又是雪，她浑身上下又都是伤，东倒西歪的，我劝她回去休息着，不要自讨罪受。她才不听嘞！我们一路到了苇沿才分手。她真行，连鞋子也没有，硬挺着，连呻吟也不呻吟一声。”

那女人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哪儿。到苇沿去问，苇沿的人们说，没有看见她。从他们那儿只晓得也是在那天拂晓，敌人到了苇沿的。苇沿在那之前的几天被敌人烧了，人们全都住在山里。那天，启明星刚起来，人们起来把沟里的冰抬回家去煮饭来吃了，男人们抽着旱烟，女人们给孩子们喂奶，敌人就来了。关于张云莲怎么跑出去的，他们也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也正在打听她的下落呢！

几天以后，我们又移动了，走得不远，还是在那一带浅山里。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僻静的小庄院。一进院子，迎头看到张云莲。她额上、脸上，长满了伤疤，原先那粗犷、朴实但很固执的脸，更显得固执了。走起路来，她还是有点不大灵活，但是精神却很好。游击组的人们就在院子里围着她站住了，还背着背包，背着枪。一阵安慰的、问讯的、自责的、奖励的、代表着各种复杂情绪的语言，倾泄而出。这是蕴藏了很久的各人内心的思索。

原来她被一个老太婆死死拉住，说她的伤不好，不让她走。老太婆就不离开她。最近老太婆转移到这儿来，就叫儿子把她抬来。她正说她的伤好了，要回转苇沿去。

她看出了大家对她的关心，她这样说：

“你们不要操心，日本鬼子搞不赢我的。他和我们不同。要不，他早就把我捉住了。那天早起，我还在窝铺里就着人们煮饭剩下来的火烤手嘞，人们都走了，我看见黑影影的一群人奔来，觉得不对，问：‘谁？谁？’没有开腔，对直向我跑来。我立起来，抓起背包就跑。他们开腔了：‘不要跑，不要跑！’果然是日本鬼子！我还不跑？哪个愿意叫他捉住当俘虏？我跑上山，他们就追上山。嗨，我看他们糟透顶啦，总想捉个把活的才对我们有办法。要不，他为什么不开枪？我上了一个小坡，再上一个小坡，看见了一个酸枣林。我想，酸枣林里到处是刺，到处是乱石头，我敢进去，看你敢不敢进来！我就钻进去了！”

我们都知道苇沿背后山边那酸枣林，酸枣树又多又密，横的，顺的，高处，矮处，尽是刺，又密密地长着山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草藤。除非带起全部家具，磨得很快的镰刀、斧子、叉子，从边上砍起，才能踏进它的范围，窥见它内中的秘密。那里头简直是一个乱石窖。酸枣树的本领就在这些地方，仿佛越是乱石窖，越是利于它的生长。难怪它长得那么硬，它的刺那么多，那么尖锐呀！说到她钻了进去，有人忍不住说：

“我的老天爷，那是连狼也不敢往那里钻的呀！”

她笑起来了：“可不，要不我为什么说‘我敢进去，他们不敢进去’？他们果然不敢钻进来！只在林头打了两枪。枪没有打着我，我也不躲他的枪啰，就一直钻。钻过了酸枣林，又上了两个山坡，前面又是一片密密的酸枣林。我说，不要紧啦，我也不要钻酸枣林啦，顺着路走吧！哪晓得撞上了他们插过来的哨兵了，看见有人就喊：‘不要跑，不要跑！’我马上就又钻进酸枣林里去。这个酸枣林才大嘞，衣服挂破了，背包也挂脱了，手上、脸上湿漉漉的，在流血，我也不管它了，‘我敢进来，你不敢进来！’只钻我的。跑脱了，我就一直往大白山顶上走。

“上了大白山顶，太阳刚刚冒出来，我回头一看，已经离开敌人远远的了。我想啊，我们这种人是和别人不同的。难怪红军可以过草地，冀中的人可以钻在地底下过日子！我们受得了的，别人就受不了。要是调换一个面儿看，我来捉他，那他就算钻到火里去，我也要钻进去把他掏出来，看他断气没有。难怪我们八路军打仗那么勇敢啊！这么一想，我心里头好痛快呀！我就顺脚朝西走。

“边走，我边在看，要找你们嘞！哪晓得日本鬼子来了，你们走了，我一个人都看不见。我想，到了大黑石岩顶上应该可以找到你们。到了岩顶，还是一个人都没有见着。打下一望，下边是长满了草的陡坡，草干了；再往下是没有路的深谷。半坡上尽是些圆圆的黑石头。从岩下边吊起一条丈多宽、五六丈长的冰壳。唉呀，冷气逼人，连一只雀鸟也见不到。我说，该下山去找你们了，一回头，嗨，日本鬼子就在我背后。他们是四个人，张开手，大步向我围拢来。看见我看见了他们，就喊：‘不要跑！不要跑！’我转过脸来，向下一望，无路可走了，一个想头抓住了我：‘我跳下去，他们就把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往岩下一跳，心想跳远点，好落得下去些，但是已经身不由己了。你问我怕不怕摔坏了吗？我没有这么想，我的心是放到‘我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上面去了。我只觉得冰壳悬在我的头顶了，大约我是摔在冰壳上面的；我又觉得我落在陡坡上了，在一直往下滚，—后来我就昏过去了。

“醒转来的时候，我听见敌人在打乱枪。头发盖住了眼睛，伸手一掠，我才看见满手是血。我落在两个大黑石头中间，是个很安全的地点。我躺着不动。顶上的乱枪停止了，一切静悄悄的，我又才想起来：‘我敢下来，你日本鬼子就是不敢下来！我们这种人就是和你不同点！’我就笑起来了。你问我当时痛不痛吗？我当时也不觉着痛，只觉得头上的血热呼呼地往下流。我也没有去管我的手、我的脚是不是残废了，想这些，那是后来，后来的事。”

她说完了，大家还是没有动，还是背着枪，背着背包，围着她立着，仿佛还要听她说什么。段廉叹了一口气，说：

“张老师，亏你那时候还笑得出来！”

她笑了，没有答说什么。那张粗犷、朴素而显得很固执的脸孔上展开了坚强的、胜利的笑。

……这天，是我们游击组最兴奋的日子，大家准备了一顿好饭招待她。但是，当天夜里我们又奉命移动，回到原来的地方。她也没有马上回苇沿去，区委书记知道了，留下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