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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阵1（第1页）

地雷阵[1]

地雷象个大西瓜，

翻开地皮埋上它；

浇上了鬼子的血和肉，

让它开一朵大红花！

这是晋察冀[2]民兵唱的“地雷歌”。多少民兵都学会了埋这玩意儿—抱着大大小小的“西瓜”，口里不言语，心里笑眯眯的。这“西瓜”是铁的，里面还有火药，“西瓜”藤子又十分细。你要触动了“西瓜”藤啦，就请你扭一下秧歌舞，跌倒地下，不拉你，你再也莫想起来，起来还得进棺材。这号铁皮药馅“西瓜”，大的要几个人抬，小的一个人能拿上三五个。

一九四三年春天，日本鬼子已经吃亏吃够了，怕了地雷，写信给武装部讲条件。武装部不跟他讲条件，却说：“你来吧，不会嫌少的，够你吃的啦！”

瞧吧，日本鬼子走大道，大道寸步难行；走小道，小道的雷也响得一样的厉害。他就只有窜啦，在麦苗上窜，在水里头拖着那双牛皮靴蹄子窜—就没有走的样儿，只好叫他是“窜”嘛—慢慢地，麦苗、水边也会咬人啦。日本鬼子看好地形，说是：“好架机关枪啦！”扛着机关枪上山头，一架，“轰！”连机关枪带人飞上去又跌下来，枪使不得，人也使不得啦。日本鬼子进村也好，走道儿也好，学会了画圈圈，还压上“小心地雷”的纸条儿。一个村，他可以画上百十个圈圈。圈来圈去，还是走不得，动不得，挪不开脚步，一碰就响。爆炸手们都知道：

管你骑马坐轿，

管你费尽心机；

我要埋上地雷，

你就寸步难移。

可是，出了李勇，地雷战那才算得更有声有色。

李勇是阜平五丈湾人氏，从小就跟着父亲养种着不大点子不打粮食的嘎咕地[3]，吃着多半树叶，少半粮食。长到抗战开始，是个又黄又瘦，个子不高的少年。

他一看见八路军，就嚷着要当兵去，父亲把他关起来，他钻了一个空子，总算溜出来了。骗着八路军，说是：“跟老的说好了的。”穿上一身崭新的黄军装，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催着出发。

队伍就不出发，慢慢地做饭吃，吃了还睡觉。他就巴望着他父亲不要寻到他那儿来。昏头昏脑，寻到随便哪儿去也好！不敢到八路军来也好！

究竟年轻，没想到大人寻人的本事。突然，父亲站在他跟前。他要溜出去，父亲拦住大门，一巴掌就把他打了个跌。给硬逼着脱军装，李勇直哇哇啼哭。军装脱下来，军装又拿走了。穿上便衣，一下子就给满身大汗闹湿了。又给硬逼着走。

走一路，他哭了一路。见着庄稼地他就钻。钻进去又给抓出来；走不了几步，又钻。走完二十几里地回到了家，爷儿俩都累得不成样子。他直嚎了一夜，第二天又不吃饭。

“虎毒不吃儿”，当老的跟他妥协啦。尽向他说好的，把他制住了。他也休想再能跑出去了。

很快，他成了共产党员。他一直都是青年们的头儿。谁受了欺负，找上了李勇，只要李勇一吆喝，青年们都一窝蜂跟了去，那是“天不怕，地不怕”！他性子又急，象干透了的劈柴，一点就着火，一着就没完。共产党在五丈湾，使得穷小子、娃娃、妇女都能说话，能办事；那李勇还不是“鱼儿见水，龙归大海”吗？入了党，他自个儿整整乐了好几天，就走路也唱唱打打的了。

人们说：“这娃娃拾了好东西，发财了吧？”

一阵快乐劲过去，李勇说话象个大人了，正正经经问起村里的事来。

后来，人们选了他当抗先队[4]队长。组织民兵，他当了武委会[5]主任，又改任中队长。他凭着积极、勇敢、心眼灵，学会了使枪、使雷。在使枪上，虽不说百发百中，却也打得不差码子；在使雷上，他能够在平光水滑的打麦场上，把地雷埋上，无踪无影，好爆炸手也找不出来。各种地雷阵、游击战、麻雀战，更是头头是道。

只是在一次反“扫**”里，父亲被日本鬼子杀死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李勇找了两天一夜，找着了，他也昏倒过去了。醒转来，他成了他娘、他妹、他弟弟的当家人，还不到二十岁。把父亲埋了，眼见得生活更加困难，闷了几天，就拾掇出一副担子，找好秤，和乡亲们凑出几个本钱，到四外赶集，卖粉面去。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他挑着担子，到邓家店赶集。忽听见一人叫他：“李勇！”

他抬头见是区里大队长，就说：“下乡呀？”

大队长说：“下乡！日本鬼子来啦！奔袭我们阜平。”就把情况儿告诉他，还说：“可能打你们村过，地雷，你们得准备嘞！”

李勇顺口就说：“那我就回去吧！”

大队长点了点头，又说：“雷要响得了呀！”

李勇说：“说的。”把担子放下了。

大队长说：“你这担子？”

李勇说：“不要紧，我交给个熟人好了！”

一回头，看见个空手熟人，把担子交代清楚，李勇撒开腿，一个跑步去了。大队长看着，暗自说：“哼，我还以为他要埋怨情况儿变化得怪呢！这小子，就是利索！”

回到村里，把民兵掌握起来，李勇到五丈湾附近，看好日本鬼子要走的道儿，仔仔细细地布置了个地雷阵，专等日本鬼子到来。正是：

鬼子来，

就把地雷埋！

管教他，

来了就倒下，

倒下就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