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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得全和他所讲的故事（第1页）

张得全和他所讲的故事

大队前面走了，我们吆喝着十头大骡子慢慢地行进。大骡子驮着我们第四大队的行李。太阳很大，吹着风，梧桐花正盛开，每一棵树下都落了不少。这伏牛山的山路虽长，但并不令人厌倦。走着，心里想着老百姓讲的“八百里的伏牛山”的气势，举眼一看，一片繁茂的开着花的梧桐，果然是壮观。我们一伙五六个人相当乐观，这种乐观精神却不是偶然的。

当时，一九四八年，我们队伍南下，我要求去炊事班和运输班当政治干事。因为这炊事班和运输班都是刚被解放的川籍战士，急切需要政治教育。白天我在运输队，晚上我在炊事班，和他们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劳动—煮饭、做菜、切萝卜、洗葱、煞驮子、抬驮子、卸驮子、找草料、选择牲口能通过的道路。我们很累，但我们的话说不完，我给他们讲革命队伍中的故事，他们给我讲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革命故事也好，他们的遭遇也好，都深深教育感动着我们，因为那是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哀愁。我们谈了许许多多动人心魄的事情。白天，不管太阳多么大，旷野无人，我们这一个运输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天，我们又谈论起来了。谈了一阵敌人队伍中的恶习，一个叫做张得全的说：“国民党队伍，真叫残酷，那才是把一个人的命不当成人命！我倒想起了那时候出在我们排上的一件事。……”等了一阵，他没有说出他的故事来，我们要他讲。他又说：“我还差点儿丢人嘞！”有人问：“怎么丢人？”他低着头，没有开腔。他是一个矮个子，十五岁被拉壮丁出来，这时二十三岁了。但发育不健全，面孔象老汉一样，又黄又皱；身材象小孩一样，轻巧活泼。他常说他是脱过几层皮的人，“我没有死成，简直是万幸。”

下面是他亲眼看到的事。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部队武装“大游行”到绥德某地，某旅某团某营某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叫做赵万林的，半夜查哨，发现哨上丢了一挺轻机枪。第一排担任两座山头的警戒，第一班就负责内中的一座。两座山头象两只耸起的兔子耳朵，大路正好在两座山头之间通过。

太阳又那样怪，正午热得很，吹起一阵风来，都是又干又热的。士兵们背上那一百发子弹、一支步枪、四颗手榴弹、十天吃用的面粉，再加上自己的行李，在陕北光秃陡峭的山上爬山越岭，整天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夜里歇下来，士兵们疲乏极了！赵万林每次查哨，都发现哨上的士兵，一个个睡得象死人样，走到跟前拉着肩膀使劲摇，才听见懵里懵懂的声音：“是哪个？莫开玩笑呵！”摇醒了第二个，第一个又睡死了。

胡宗南的武装“大游行”是空前的，士兵们的疲乏也是空前的，一到宿营地，满地都是睡死了的人，就是拿大炮轰也难轰醒。赵万林自己也很觉疲乏，一闲下，不管坐着、躺着，就是靠墙立着，也会马上睡了过去。但机警的他，一会儿又突然惊醒过来。国民党军队里的班长真是难当呀！

他们第一排，住的是一个仅有一家人的庄子。一连三个空窑洞，什么也没有，门窗都叫老百姓事先下起走了。只有第二班住的那一眼窑洞的墙上，贴着一张边区印的大红大绿套色的农历—左边画着一个男人在耕地，右边画着一个女人在纺花。士兵们对这幅农历发表了意见，有一个人要扯掉它，说它是共产党的，有人要在上头找节气。当下太疲乏了，一幅画没有扯下，一句话没有说完，这一个班很快就都倒在农历跟前睡去了。这三眼窑洞跟前是一个光****的土台，下面，一路梯坎下去，横过大路，是一条和大路平行的小河，过小河就是笔直的黄土坡路，沿路上去就是第一班放哨的地方了。天上没有月亮，只有不少的星星。路是模糊的。这是第三次查哨了。赵万林独自走着，一失足，差点儿跌在小河里，挣扎起来，揉了揉碰痛了的膝盖，咒骂着，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山头。

山头上三个士兵睡得真香，和他前两次来查哨时一模一样，可是，一挺轻机枪却连影子也没有了。战场上无缘无故丢了机枪，再大胆的班排长，不管他怎么会冲锋陷阵，也要魂飞魄散的。赵万林马上清醒了，心里登时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即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唤醒，问机枪哪里去了。这三个人听说机枪不见了，瞌睡马上吓跑了，但和班长一样，谁都不知道机枪到哪里去了，只有对他说好话：“班长，我们硬是不晓得，累得很呀，说不睡，说不睡，那眼睛不饶人啦！”赵万林威吓着要枪毙他们。有一个跪下向他磕头，另外两个却表示：“早迟免不掉请蚂蚁打牙祭！”率性坐在地上不动。那跪在地下的挨了一顿拳打脚踢，班长算是出了气，可一点办法没有。事关重大，他不敢大声呼喝，只能小声辱骂：“你狗**的，给我惹祸，我要枪毙你！”

赵万林是当卫士出身的，人年轻，在军队里却是老资格，混得有些年月了。你要问他机枪的有效射程，他尽可以答复不出来，但他吃得开。他精明强干，曾经因为仇恨，在战场上开黑枪打死了两个排长，营长要枪毙他的时候，这个营所有连长却都站出来保他。在部队处境困难的时候，枪毙一个部属，尤其是在士兵中吃得开的有面子的部属，容易引起部队的不安。赵万林恰恰懂得这点，并利用了这点。

丢掉机枪在他也不是第一次。有一次他们一个营，冒充八路军，向山西某地“游击”，在一个村子里，遭受民兵的包围，一个营完全溃散。那次倒是他有意丢了轻机枪。丢了轻机枪，没有目标，又轻巧好跑呵！突围之后，他脱下裤子，拿手枪向裤子射击，打成了无数的孔，然后穿上，又用绳子捆紧自己的双手，让它肿起来。于是，归队时，他作了一个真正博得上司同情的报告，说自己被民兵俘虏，丢了机枪，民兵绑起他去活埋，他偷着解开绳子，撒腿跑掉，民兵追不上他，架上机枪，把他裤子都打烂了。他还照平常那样嬉皮笑脸地说，好在没有受一点伤。那次上司认真夸奖了他。

但是这次他可不能照样办啊！这次一个敌人也没有！无风哪能起浪？但这个兵油子是有办法的。他听那挨打的士兵坐在地下嘟囔：“又不是我把机枪拿去卖了，打我做什么？算啰！千错万错，跟着走到这里就是我的错！哼！”他低下头去，一声也不响了。赵万林立在这完全沉静了的山头上，看着弓背坐在地上的三个瘦弱的身子，在这微明的夜里，更加显得瘦弱了，他们疲乏、悲观失望已到了极点，什么也不在乎了。赵万林看了看自己的环境。在满布星星的夜空下面，到处都是黑洞洞的山，山与山之间，昏沉沉，无底似的。饿狼在四处不住的哀嗥。他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刚才那个被他打得沉静下来的家伙的嘟哝使他忆起了自己的处境，—疲乏紧张、心惊胆战、烦恼、忧愁、死的恐惧、饥渴、委曲；他想，吓唬着要枪毙他们，他们会逃跑的。他们只消溜下山去，进入昏沉沉的山谷，他向哪里找去？他在一刹那间也想到：能逃出去多好，免得活受罪；丢失机枪的事，他一跑就万事罢休了。但这个兵油子脑子里立刻又闪出一个好主意：有办法！万万不能让这三个人开小差，一挺机枪的损失有办法搪塞过去。他马上变得和颜悦色地对他们小声说道：“弟兄，不要紧，咱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件事，交给我，你们可别开小差，谁开小差抓回来，那他就得交出机枪来。不要紧，弟兄，我有办法向排长交代去。不过，排长问着你们，你们可别瞎说呀！”他看见大家注意听他的话，相信大家情绪安定了，于是他才走下山去。

第一排排长名叫王得胜，和赵万林是同乡，河南人，又肯讲义气，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两个的关系比较好。赵万林当上等兵的时候，就在他排上。曾经因为调皮，不服从命令，赵万林和班长打架，惹下了祸，如果不是排长看上了他，他早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个班长是个湖南人，小个子，打架不赢，就用违抗命令这个罪名，到连部里去告了一状。连长这个人很暴躁，一听说违抗命令，还把班长打了，登时把赵万林叫去，打了一顿军棍。赵万林回到排上，就借口浑身痛，向排长告病假。王得胜，老早就看中了赵万林的，把那个小个子班长叫去也照样打了一顿军棍，而且天天找他的错处打他。倒霉的班长吃不住，开了小差，于是赵万林当了班长。自从赵万林当了班长，同王得胜的关系就更好了。排长如有紧急的重要任务，总是派赵万林去完成；赵万林也真会逢迎，交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完成得巴巴实实，使得王得胜十分满意。有一次，排长叫赵万林找民伕带路，赵万林就抓来了一个。赵万林为了急于完成任务，虽然怀疑这人是民兵，但他想，能带路就得了，何必管他是不是民兵。他也不想抓民兵立功，因为他知道，把民兵送过去，就给自己找上了麻烦，还要再去找一个民伕来。谁知这个人果真是民兵，趁他们睡觉的时候，背走了他们一挺司登式手提机枪，还掠走了几带子弹。王得胜并没有因为这事重重责备赵万林，只叫他想办法找回一挺司登式来。就在当天上午，赵万林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到另外一个营去串去了。正碰上那里煮熟了一锅面疙瘩，士兵们架起枪，用手抓起比拳头还大的面疙瘩，双手捧起啃。恰巧在人圈外，靠墙放了一挺司登式，赵万林就那么背了回来。王得胜这人是个大个子，动作比较迟缓，赵万林是个小个子，动作灵活；王得胜少言寡语，赵万林能说会道；王得胜性情虽也暴躁，但因患得患失很厉害，显得不勇敢，赵万林却是心直口快，说做就做。两人这样不相同，倒并不影响感情，却处得非常相得。

当时赵万林回到住处，一直走到王得胜的枕头边，把他摇醒，又把他拉到门外土台上。

“报告排长，哨上的轻机枪没有了！”

排长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赵万林又说：

“我去查哨，哨上的轻机枪没有了！”

“没听见枪响吧？”

“一点动静也没听见。”

“哨上的人呢？”

“正在睡觉。”

“那，机枪到哪去了？”

“不知道。”

“那是要枪毙的呀！”

“排长，我知道要枪毙，但是，机枪不见了，枪毙了我，你也找不出一挺机枪来呀！”

王得胜沉默起来了，于是赵万林对王得胜说出他的意见：

“排长，得想个办法。如果连长要枪毙，枪毙我就是了，没有你的事。这样吧，你去和连长说一说，说等一两天我去寻一挺轻机枪回来。”他的眼睛在微明的黑暗中发亮，表示着：“我的办法多呢！我哪也捞得着。”

王得胜想了一想，说道：

“不中，连长今晚上脾气大得很。差点儿要打三排长一顿军棍。”

赵万林脑袋一偏，眼睛亮闪闪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