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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先喝口凉茶罢！”文英赶忙倒了一碗用冷水冰过的凉茶，打算亲手端给坐在**的柳竹去……忽然低下头，迟疑了一会，又仍旧放在桌上了。

“好，谢谢你，我不吃饭，倒是要喝这碗茶。”说着，他一步跨到桌子跟前，端起茶要喝，却先笑着说：“你们尽管吃，我吃过饭了。哎呀，烧饼好香啊，可惜我吃饱了。”

“吃一个嘛，吃一个嘛！”姨妈和文英同声说。

“不，我喝干这杯茶就走，到你们后院去找个人谈话，等完了再来。今晚还得在这儿住一宵哩！”他的炯炯发亮的眼睛，看看舅娘又看看文英，只管微笑着。要是初见面的人，看这人老是笑，还当他有了什么喜事哩。其实，这是他的习惯。喝完茶，放下茶杯，柳竹就往外边走。

“哎哟，这样忙……又嚷热，就该歇歇嘛！”他的舅娘说。

柳竹没说什么，一只脚已跨出了门，又回过头来对舅娘笑了笑，好象有些抱歉似的。

年青人一走，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立刻又宁静了。

这舅娘和外甥两个，关系很密切。柳竹父母死得早，童年在外婆和舅舅跟前长大。舅娘自己没儿女，柳竹妈死了后，缝缝补补就是这个舅娘照顾的。柳竹十五岁时，他的堂伯帮助他上学，就离开了家乡。此后，他们好多年不见面了。等舅娘到了汉口，在厂里作工，柳竹也在武汉上中学，这才又跟舅娘联系上。

舅娘喜欢外甥有学问又懂人情，诸事都乐意跟外甥商量商量，渐渐地外甥对舅娘讲了些革命的道理。以后，她觉得柳竹的道理讲得对路，就更心疼他了。

柳竹自从得到舅娘对他的工作的同情之后，舅娘的这间屋子，就成了他展开工作的秘密据点之一。他借来看舅娘的机会，和这儿工房的一些工人结识了，有时因为在这家那家谈得很晚，回不去，就在舅娘的外屋住一宵。半年来，这地方，用得更多了。好几次，舅娘和文英在里边睡了，他还和几个工人在外屋悄悄谈话。他们谈话的声音小到睡在里屋的舅娘和文英都听不见，弄得舅娘和文英曾背地里笑他们是开的悄悄会。

文英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寡妇，没敢和这个正当青春年少的男子多说几句话。而柳竹呢，一来就忙自己的事，又看见文英那么拘谨，也就觉得不便和她多谈什么。

最初，姨妈无论对文英或对邻居，总说柳竹是在汉口一所小学校里当老师。叫文英奇怪的是：她这个外甥，虽然对舅娘很好，可住在什么地方，学堂在哪儿，舅娘都不知道。后来，姨妈觉得文英究竟不是外人，就告诉她，说柳竹是干革命工作的，并一再叮嘱不要对外人说起。人要问，就说柳大哥是在小学里当老师。

“你家放心好了，我什么都不会说！”文英安慰姨妈说。

起初，文英怎么也不明白干革命是什么意思，好不容易明白了点后，又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专有干这种事过活的人。后来，渐渐也和姨妈一样，由于自己是劳动人民，体验到了生活的辛酸，很自然地对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怀有深深的感激和敬佩之情，因而也就很敬佩这个她过去觉得不可理解并有些古怪的青年人了。

“柳竹这伢，我看他近来都忙瘦了！”姨妈又拿起了个烧饼，咬了一口，对文英说。

“他们这些人，这阵子，都忙的不要命。我们布机间小胖呢，不也是——别看她豆子大点的小人——唉，我只气我自己不行，不能多帮点忙。”文英说着，很感慨地抽了口气。

“我看见一张传单呢！”姨妈说，“是工头张大婶给我看的。她都念给我听啦！那上面尽是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什么吴佩孚军阀啦，要打倒啦！”

文英止不住插嘴道：“她怎么想到要给你家念呢？”

“她找我打听啰，问我晓不晓得是什么人把这种东西弄到厂里来的！”姨妈说着，瘦削而多皱纹的脸上，浮起了一个轻蔑的微笑，“她把我当她一伙看啰。她们以为这个老家伙，不会么样。我就装傻，我说：‘这帝国主义么，打倒一下也不为错，跟我们厂没什么关系呀！’她说：‘你老糊涂啦，他们并不光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他们还要打倒资本家，打倒工头！’后来，她又哄我说：‘他们也要打倒工人呢！’我说：‘打倒工人？我可不能依。工人又没过好日子，还要打倒！好，等我查出散传单的人来了，一定告诉你。’你瞧，这些鬼东西，真会造谣挑拨！你们晚上开会的时候，就把这个死婆娘的话，替我告诉小胖啵。”姨妈叮嘱说。

吃完饭，文英知道要洗澡是来不及了，只打了盆水到里屋去赶忙擦了擦身子，换掉汗了一天的衣衫，急忙去赶晚上的小组会。

“莫搞得太晚了！外头风声紧哩！”临出门时，姨妈追上来低声说。

等文英走远了，她还站在门口对着文英的背影想道：“世道是变了啊！这丫头，刚来的时候，走路都轻轻的，怕踩死了蚂蚁子。一天不是眼泪淋淋，就是唉声叹气。如今，可大胆搞这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