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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关于21世纪军事文学的对话（第1页）

跋：关于21世纪军事文学的对话

命运的突围

石一龙（青年作家、诗人）：读你的作品，总能感觉到弥漫着一种清新而质朴的乡土气息。这种气息一直是你作品的基调，在乡村、都市、兵营里往返地穿梭。或者说当你离开故乡愈久，就愈来愈发现故土的美好和给予的养分愈多。

黄国荣：你的这一感觉很准确，是对我小说风格追求的一种接受和认同。作家把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渗透到作品中，能让读作品的人发现并感受其中，这对作家的努力可说是一种回报。我曾经在刘恒、莫言等“小说六家新作丛书”的前言和我的《乡谣》的后记里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小说无论怎样作法，作家创作的灵性、作品描写的人物、叙述的语言、传达的艺术精神，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

常说距离产生美，故乡也是如此。当我久远地离开故乡之后，故乡便在我心中变得神奇而美妙。每次回故乡，故乡一次比一次变得陌生，越是如此，我便越把记忆中的故乡回忆。去年老爹九十大寿，我回到家乡，用了两个半天，独自一人走遍村前村后的田间阡陌。寻觅我小时候走过的玩耍过的小路、小河、小桥、小土墩和老屋，寻找我儿时的梦。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广阔的田野、纵横贯穿的柏油马路、楼房和厂房。童年的故乡只能成为记忆留在我的心中，让我自由地回想，在我心田里酝酿出甜美和芬芳。

作家对故乡的眷恋，实际是对母亲的眷恋。常言道，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何况我的故乡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苏南。故乡渗透我灵魂和血肉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柔美。柔美的山，柔美的水，柔美的风，柔美的雨，柔美的人，柔美的情。我的作品中，无论军营、都市、乡村，穿梭其间的只怕就是这些柔美。我写不出狠毒，不忍写残暴，即使是恶毒丑陋，也是表现在对柔美的残忍。这似乎成了自己的性格。

故乡对作家可说是他写作的根基，比如顿河对于肖洛霍夫，绍兴对于鲁迅。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山水这么美丽、文化这么悠久、物产这么富饶的故乡，要是没有这个根基，我绝对写不出这些小说。

石一龙：每一个作家走上文学之路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你写小说最初是为了表达什么？或者今天记忆犹新的是哪些？

黄国荣：我1978年才开始写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但民间文学对我的影响可说是四年级就开始了。我们家在一个叫高塍的小镇边上，镇上有两爿茶馆，爷爷和父亲都是生意人，闲时都泡在茶馆喝茶。茶馆又是书场，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每次放学我不是直接回家，总是先到茶馆找我爷爷和父亲。爷爷总会给我倒一杯茶，让出一个凳头让我坐，我便充大人似的听书。《白蛇传》《薛刚反唐》《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水浒传》，最早就是在书场里听的。记性还特别好，回来就能说给我娘听。这可以说是对我的文学启蒙。所以我小学里的作文就写得很好，作文本是散的，有的被撕下贴到了班的墙报栏里。

真正让我知道小说，引发我对小说产生迷恋的是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们镇上的文化站搞了一次讲座，讲课人是我们镇上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叫陈卯生。他在高中就被打成了“右派”，据说连考三年大学，成绩在镇江地区数一数二，但哪个学校都没有录取他。那年他连续在《雨花》和《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其中一篇我记得叫《李百晓跳出迷魂阵》，是写女孩子学理发的事，写她的师父下乡服务时如何赚黑钱，如何刁难她，年轻的生产队长如何破除封建思想带头让女孩理发，最后师父又如何被女孩感动觉醒。当时他用的笔名叫陈出新，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如何在理发店发现许多男人不愿让女的理发这个细节，如何观察女理发员的反应，如何了解到下乡服务中有人不实报收入赚黑钱的细节。当时我很激动，这就是作家！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心里暗暗想将来我也要写小说，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自小喜爱文艺，当兵一直在部队搞文化工作。写小说之前一直搞文艺创作，给宣传队提供演出作品，几个小话剧在军区文艺会演中获过奖。1977年落实编制，全军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解散了，才真正捡起了文学梦。动手就写长篇小说，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写了近十万字。军区话剧团创作室的老乡李荣德看后，说我适合写小说，但劝我还是从短篇开始，少走弯路。于是1978年我当年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突上去》。当时写小说还没有想到稿费，纯粹是个人爱好。小说发表后，就再也丢不开，成了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石一龙：《兵谣》是那么朴素而干净，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古义宝当兵、提干的过程。写出了一个人深邃、复杂的人生历程和他坚忍不拔的军人品格，写了他深刻体验的奋斗成功和失败的打击，向我们展示真实的人生轨迹。从古义宝身上又看到新的“农民军人”形象，而人物本身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能否谈谈古义宝这个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不足。

黄国荣：如果说《兵谣》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么古义宝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见过的。陈建功称古义宝是他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评论家们称他是人物画廊里的新形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说古义宝这个人物非常真实。

真实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主要特色。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成功，关键是作品是否写出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人物真实就活，鲜活的人物才真实，不真实的人物就概念。所谓人物活，是人物的灵魂活。写活人物的灵魂，就不能排除他出身的卑微，也不排除他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两重性。古义宝就是这样坦诚地面对读者：他当兵既有保卫祖国的愿望，更有寻找出路摆脱贫困农村的个人动机；他到部队学雷锋做好事，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有创造先进事迹争当先进、争取进步的个人目的；他争当典型模范，既有军人的荣誉意识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召，更有创造政绩继续向上攀的个人升官愿望；他失败，从模范几乎跌到罪犯的边缘，有个人挫折的消沉，也有不甘失败，反思错误的勇气；他重新站立起来，既有证明个人价值的意气，也有自觉士兵的觉醒。作品努力把这样一个人物的真实灵魂毫无保留地放到尖锐的矛盾中去展露，去冲刷，把他拿到人类共同的社会道德准则面前来拷问，拿到军队这所大熔炉中来锤炼，清晰地展现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达到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

典型性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另一特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培养典型成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选择古义宝这样的一个学雷锋的典型模范来做作品的主人公，用他的人生轨迹来反映那一段部队的生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典型意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培养制造了许许多多像古义宝那样的典型模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典型模范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农村青年把当兵作为改变命运寻求出路的重要途径是十分普遍的。这样一个人物就决定了作品中矛盾的尖锐和深刻。有人问，军人为什么而牺牲？回答是，军人为荣誉而牺牲。荣誉是军人的生命，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奋斗，就是军人的崇高。但是现实生活中，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奋斗，并不纯粹地崇高，其中不排除包含私念和个人欲望。古义宝的成长历程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崇高与卑鄙的搏击。先是崇高掩护了卑鄙，荣誉成为虚伪的装饰；后是崇高扼制了卑鄙，荣誉成为自觉的本色。

形象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又一特色。对古义宝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注意到了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和揭示，但并不停留于此。古义宝从“入梦”到“出梦”，经历的是灵魂的洗礼和涅槃。作品努力形象地描写他从攀登到跌倒的真实过程，更着力于描写他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痛苦与艰难。这种描写，尽力避免说教式的概念升华，或虚伪的粉饰，努力从人性、从军人的本色角度写他人生道路上的真实步伐。张志忠称这是“一个人的诞生”。周政保说这是“命运的突围”。陈建功讲我们都是和古义宝一样走过来的人，出身很卑微，带着个人的目标进行奋斗，经过了种种挫折和曲折，最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

要说这个人物的不足，在爱情线的设置上，还是有人为的痕迹，模糊了人物的个性。再是与同乡刘金根之间的矛盾，时断时续，没能贯穿始终，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展示。

石一龙：《兵谣》被文学界和评论界称为军事文学的新收获，你认为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它摆脱了哪些限制？现在看这部作品，你做何评价？

黄国荣：说它是军事文学的新收获，恐怕主要是指它触及了军队政治工作这个禁区。直接以反映部队和平时期政治工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没大见过。过去常常把政治工作简单理解为党的领导，把政工干部说成党的化身，因此，写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写政工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就成了禁区。这样的理解似乎机械。军队工作中哪一项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政工干部、军事干部、后勤干部，哪一类干部不是党的干部？哪一级不是代表党在工作。我的创作本意，就是要对我们军队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形象而深刻的反思。如果说作品进行的这种反思是真实而又恰到好处的，那么这就是它的最大的收获。要说限制，过去那种只写英雄的壮举，而不写英雄的缺陷和错误；只写政工干部正派万能，不写政工干部失误甚至做错事，就是最大的限制。《兵谣》恰恰写了这些，如果为大家所接受，那么它就摆脱了这种限制。作品中的生活不是我凭空编出来的，我亲历了那个时期，我有师军政治机关十六年的工作经历，作品也可以说是对我自己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个总结，作品中的文兴注入了我个人的许多思想，注入了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没有这些，文兴与赵昌进在会上的那一场论争，我是编不出来的。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文学不是新闻，也不是工作报告，更不是论文，它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要宣传什么、报告什么，也不是要论证什么，它的任务是为读者再现作品中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的生活，作者把新的发现和新感受隐含其中，让读者发现其中，感受其中，陪伴读者一起去体会作品中的时代和生活。

《兵谣》自始至终在批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讥讽形而上学，但作品中没有一句批判“左”的话语，也没有涉及形而上学。批判和讥讽，包括作者的全部思想和理念，深深地渗透在人物的命运和生活、工作之中。读者读到的是他们在做人，他们在做事，在做人和做事中，他们又都不完全按读者的意愿行事，而根据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性格行事，各人有各人的做人原则，各人有各人的做事方法和目的。读者随着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进入熟悉而又新鲜陌生的世界，与这些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一起重新经历这一段生活和历史，在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喜忧苦乐中重新感悟生活，以得到新的启迪。这部作品假如现在来写，会写得更加放松，更加自如。但它还是有其自身的魅力和价值。李准先生说：《兵谣》触及了一个很敏感、难度很大的课题。敢于面对时代、面对最尖锐的时代生活课题，比如如何对待荣誉，如何对待崇高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一种挑战。它实际上不仅仅写了一个当代军人的成长，也写了现代人经受的磨炼，写了现代人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告诉我们，人应该活得真实。

石一龙：根据小说《兵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它是否实现了你小说创作的意义？你是喜欢小说《兵谣》，还是电视剧的《兵谣》？

黄国荣：电视剧和小说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品种。电视剧主题的表现似乎更直露、更浅出、更明了，结构也更强调戏剧性和悬念，其艺术效果以演员的表演和画面的剪接来打动观众，艺术效果目的很明确，或哭或笑或怒或恨，非常情绪化，其观众也更大众化，更老少兼宜雅俗共赏。小说则似乎要求含蓄，给读者留更多的空间，它主要以文字语言来传达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追求，其艺术效果往往产生于读者在读阅过程中的联想再创作和读后回味之中。电视剧《兵谣》是我自己改编的，它基本上体现了小说的原意。但还是有许多局限。尽管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小说中的不足，但时间空间和镜头的限制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小说中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是无法表现的。我还是更喜欢小说，小说还是更深沉一点。

石一龙：其实，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和升华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在《兵谣》里写古义宝的“入梦”，也是为了他更好地“出梦”，作品的出彩处，就是军营对人心灵的启悟以及胸怀的开阔与境界的拓宽。你对农民文化的理解与超越，对古义宝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想这与你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应该源于你的经历吧，那么，就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对于小说创作的作用和意义？

黄国荣：有一首歌叫《解放军是所革命大学校》，广为流传。老百姓之所以称部队为大学校，是因为部队确实是一个教育人、培养人、锻炼人的熔炉。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到部队锻炼数年，出来就成了人才，这不仅仅表现在部队学文化、学军事、学科技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育人。这种育人很大程度体现在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从建军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分来自农村，可以说改造农民文化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古义宝的成长过程，正是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改造的真实反映。我以为军营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军人职业意识，它包括英雄主义、国土意识、民族意识、团队意识；农民文化的主体是农民意识，主要是个人主义、老乡观念、宗族观念、私有观念。这种改造当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通过环境、教育、纪律，辅以奖励和处罚等手段，促使个人主义向英雄主义、老乡故土观念向国土意识、宗族观念向民族意识、私有观念向团队意识的转化和部分转化。

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塑造，与我个人的成长背景不能说没关系，但关系不大，但与我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在部队的成长可说是非常顺利的。或许因为在入伍前就参加了社教工作队，那一年多的锻炼可说是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得到的锻炼是全方位的。当时我仅十九岁，在镇江地委培训后就分到社教工作队，两期社教我都是一个人独立负责一个生产队。新队员独立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工作是不多见的。我为工作哭过，在“三同”（同吃、吃住、同劳动）中吃过许多苦。第一年我就被评为优秀工作队员。我来到部队明显比那些直接从学校或从农村来的战友要成熟老练得多，无论思想、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都比较出众。因此我在新兵连就当班长，下连就当炮长（相当于副班长），第二年就当车长，当兵刚满两年就提了排长，四个月后就提拔为师文化干事。从提排长到当师文化干事、军文化干事、文化处副处长、宣传处副处长，到当师政治部副主任，仅十四个年头，我没有为个人的事找过任何一位领导，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事前给我下毛毛雨，每一次提拔都让我意外。在同年入伍的战友里我可以说是佼佼者。但是，我却碰到过许多像古义宝这样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包括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他们都把我当兄长、知己，开诚相见，敞开心扉，向我托付一切，对我倾诉所有，包括选对象、未婚先孕、父母不睦、与战友或领导产生矛盾等等个人大事，甚至隐私，都会毫无保留地向我**，以求得我的帮助。我自然也以诚相待，给他们真诚的帮助。这些就是我能够深入“古义宝”们心灵深处的原因。我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自然要写他们，也比较能够把握他们。

石一龙：你曾说过：“作家写作，实是咀嚼人生，咀嚼自己，也咀嚼别人。”我个人感觉到你人生的感悟十分超然，在中篇小说《小院》你做了有力的阐释，既写权力，又写情感，还写了兵营，写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我想这篇小说是带有嘲讽性的，莫过于超越了小说一般性的意义，叩开了读者的心扉。你写《小院》时心态如何？他们都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吗？

黄国荣：的确如此，《小院》里所写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存在的。现实中的“领导”、叶小青、管理处长、管理员可能一点都不像《小院》里的他们。我把他们写成小说里的这个样子，即使“领导”养叶小青这样的情妇，还这么圣洁，这么富有情趣，感情还这么真纯，是因为我意识到人是非常奇怪的。在当今社会中，不能说没有坏人、恶人、罪人，但就整体而言，社会的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文明观念也已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人的情感、思维和性格，不再那么简单单一，也在多元化。我在中篇小说集《尴尬人》的自序中说过，作家写作，实是咀嚼人生，咀嚼自己，也咀嚼别人，嚼来嚼去，原来人生是苦的。我在生活中发现，人生都是苦的，因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人要是有欲，他就必定是苦的。不幸有不幸的苦，幸运有幸运的苦；贫困有贫困的苦，幸福有幸福的苦；失败有失败的苦，成功有成功的苦；世上的一切人都在与苦和难做斗争。有了这样一种思考，尽管生活中有许多让你鄙视的人，叫你气愤的事，但我决定从反向的角度来观察、体会、揣摩他们的心理，编织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嘲讽也带着某种善意。我想这样或许更接近生活，他们也更像现实中的人。因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而不是某一种被作者拿来使用的符号。我自己非常喜爱这个中篇，遗憾的是有的名杂志居然怕领导对号不敢发，只好找一家文艺影视综合性杂志发，它发表后也没被人更多地关注。

石一龙：短篇小说《山泉》的“现实感”很强烈，你在结尾处写到山泉笑着说：“我不说谎，我不投你。”使这个短篇小说一下子奇崛而富有内涵。山泉的善良与诚实，愣、硬、韧等都是其个性的表现，不仅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士兵，也写了山泉的境遇与内心感受。由此可以看见军营的某种精神风景在今天是怎样的了。那么你写山泉，你写这个士兵的生存状态是否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