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反问:“你说吴启超这个人可靠,有什么根据?”黄洛夫还是满腔热情:“不多,但他的表现不坏,他就对我说过,他在报馆里处境不好,有人监视他,找他麻烦,说他太革命。他说,我不肯改变编辑方针,除非把我开除,干革命就得有这样不怕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而革命气节必须保留。”大林问:“你根据的就是这些?”黄洛夫继续说道:“他说他从报馆记者那儿,知道有好多革命同志被捕,个人、家属都很困难,他问我:这儿有革命互济会没有,我现在是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不能直接为革命牺牲流血,却可以做点别的工作,我的薪水不少,一个人用不完,很想捐一部分钱给那些受难的革命同志……”大林注意地问:“你怎样答复他?”黄洛夫道:“涉及组织问题,我当然不说。”
大林又问:“他还对你说过什么?”黄洛夫沉思片刻:“对!他对玉华同志非常注意,几次问到我,为什么她不肯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她对他那样冷淡?还谈了好多不必要的话……”大林问:“是哪些不必要的话?”黄洛夫道:“比方说:人人都说她是迟开的玫瑰,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独身不嫁,她有男朋友吗?和你们文艺社关系怎样?我说:我们虽是先后同学,又住在同一个城市,却不来往,她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大林浑身热辣辣的,起身说:“我们下去走走。”
玉华的汇报,引起大林的深切注意,而在听完黄洛夫亲口汇报之后,他觉得一个类似姓刘的叛变前严重的情况,又摆在党组织面前了。当年,姓刘的打进了吴当本控制下的刺州总工会,他何尝不是满腔热血,幻想利用吴当本的地盘,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做一番有利革命的事业,还妄想得到吴当本的信任,把总工会大权交给他。当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军反蒋,闹独立,吴当本又故意对姓刘的表示进步,说他是一贯主张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以国家民族为重,他不反共,主张联共,把那姓刘的耍弄得蒙头转向,得意忘形,竟把吴当本当进步分子看待,认为可以利用他,可以合作。结果,把自己面目暴露了,组织暴露了。周维国一来,吴当本一马当先,出面告发……这教训还不够惨重?
现在又出了个黄洛夫!这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来历如何,意图何在,自然还可以研究;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中,进行空前的白色恐怖,组织破坏,许多同志不能在原来地区工作,纷纷转移,而且还在失掉组织联系下坚持工作。但在情况未判明前,是不该轻易把组织暴露在人家面前!玉华说的话对: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了,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自然,黄洛夫与姓刘的不同,他年轻、幼稚……
两个人并排着缓缓地沿着环行路走,公园里很寂静,因电力不足,偶见几盏路灯,也很黯淡,正便利他们做这样一次“散步”。这次是轮到大林说话了,他先对黄洛夫传达了当前形势。这个传达加强了黄洛夫的信念:“对!形势的确好,连反动报纸都转向哩!”接着大林又说:“我不怀疑你反映的有关吴启超的情况,但你缺乏分析。小黄,在这儿,我要批评你,你对吴启超这个人下的结论太早,也太随便了!”他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说:“你为什么事先不加分析研究,不和组织商量,就那样肯定他是个好人?就把自己和文艺社轻易暴露给他?”
他的严肃态度,给黄洛夫带来紧张气氛,很想辩解:“我没对他表示自己是什么样人!”大林打断他:“如果他是个曾经参加过组织的,如果他是敌人有意放出来的,就不会那样笨,看不出你来!”黄洛夫的热度在减低。“我承认:你的想法、做法、动机都是好的,从工作出发的,但是动机好,不等于效果也能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唯心主义者。要有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凭动机。你对《刺州日报》突然转变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想周维国是个什么人,他会允许在他铁拳统治下,有份进步报纸?刺州文艺社是个什么样组织,谁在领导的,谁同意过你把吴启超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引了进来?”大林严厉地看了黄洛夫一眼,黄洛夫把头低着。“你自己先就不该在副刊上带头写那样文章!如果说这份报纸的突然转变是为了欺骗读者,你不正做了反动派帮凶?如果,是敌人有意布置,情况就更严重,反动派仅仅根据你写的那几篇诗,就可以逮捕你,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
黄洛夫从来就没想到这些,更体会不到它的严重性,经大林这一指出,才开始感到严重,热度已降到零下了。大林接着说:“你忘记了组织上给你的指示,隐蔽地工作,用灰色面目出现;你这样做,不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话说得那么沉重,使黄洛夫急得几乎要掉泪。
他们在环行路上走过一圈又一圈。大林激动,黄洛夫沉重,有好一会儿两人都不说话。“现在该怎么办?”大林忽又开口,“我现在还不能立即就下结论:吴启超是个坏人,是敌人有意识派下来的,但他的可疑之处很多……”黄洛夫低声问:“要我马上离开吗?”大林道:“还得看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的文章不能再写了,和吴启超的关系也不能再维持下去,所有的打算都得暂时放弃,同时,也得做更坏的准备!”最后,他又问:“有什么不同意见?”黄洛夫心烦意乱,情绪沮丧地说:“也只有这样!”
三
大林怀着不安心情回到进士第。他暗自在检查,这一场谈话是不是过分了,使黄洛夫难以接受?过后一想,也好,让他有所警惕。这个同志也太粗心大意了!玉华也刚从她伯父蔡监察家回来,她是受母亲的委托,送一些刚从后园摘下的水果到他那儿去的,随便探些情况。她边用面巾抹汗,边对大林说:“形势很紧。我一到那儿,就听见伯父和几个地方实力派在谈话,他们说红军主力开走了,但留下的人实力还不弱,据侦察结果有一股万余人,正向章县移动。现在留在章县的只是一些杂牌,几次‘围剿’早已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没多大战斗力,形势危急。周维国十天前被召到省城开会,刚回来,听说带来一个什么巩固后方方案,要请乡绅议事组织乡团。”
大林很注意地听着:“军队要调动吗?”玉华道:“说是意见分歧,省方叫他抽两个团去支援章县,周维国不同意,说:一个专区,五个县,我手头只有六个团,泥菩萨过江,别说两个团,就是两个连也抽不走。但省里很坚决一定要他抽。他没办法,只好同意。现在就是要组织乡团,弥补兵力空虚。”大林想:“情况重要,必须马上通知组织。”他见玉华要进里屋,便说:“你等会儿还得来,我们要谈谈工作。”
玉华进内室去换了衣服,叫陈妈倒水洗澡,大林就在书房里给组织密写了一封信。信写完,看看手表,还没到戒严时间,又匆匆出去。他找到小林,把信交给他:“明早送到清源,交给老黄。”小林把信在货架上藏好,又告诉他今天在东大街发生的一件怪事。
原来这天,在东大街好多间铺头都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装出极为神秘仓皇姿态跑进去问:“请问德昌同志在家吗?我是从外地来的,有很重要事情找他。”这个神秘人物也撞到十八号。当店铺答他:“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呀!”就表示,十分焦急失望,叹着气:“我是从很远地方来的,找不到他怎么办,你们做做好事,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大林回进士第后用十分忧虑的心情对玉华说起这件事,玉华却又说了另外一件怪事。
她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在那些被捕的同志中,有几个意志不坚定、动摇怕死的人,写了“自新书”出来,满以为从此可以太平无事,过安定日子了。想不到保安司令部却要他们按期去“汇报思想情况”,还分配他们工作,有两个特别坏的,就奉命跑到宋日升同志和陈天保同志家去,劝日升女人庚娘和天保娘:“在里面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你们在外面过的,也不是人的日子,你们不如去劝劝他们,叫他们自新,像我们一样一自新出来就没事,老刘还做了大事哩。”
那庆娘是个明白人,她一言不发,一面掩着鼻子,一面故意问她大儿子大狗:“哪来这股臭气,把人熏得难过,大狗,你找找看,是哪家的狗偷偷进来屙下臭屎?”把那坏家伙丑的逃出门去。天保娘却说:“天保是个堂堂男子汉,没偷人抢人,自新什么?!姓刘的是姓刘的,我天保却不是姓刘的!”也把那坏家伙撵跑了。
这一手失败了,又有两三个自新分子奉命到处乱跑,看见从前认识的就向密探告密。可是成绩也不好,没有找到新线索,使保安司令部特务科长朱大同非常不满,把姓刘的叛徒叫去骂了一通:“你们这些自新分子都是饭桶,放出去这许久,没一点表现,不如杀掉算了!”据说姓刘的叛徒又提了个新方案,叫把自新分子送回第一监狱,散布谣言说:在外面的家属苦死了,有人当光吃尽,当叫花子过日;有人煎熬不过干起“半掩门”勾当,也有闹着要重新嫁人的。劝那些还在坚持的同志:“自新算了,共产党不再照顾我们这些受难人啦,还守这股气节做什么!”他们按这新方案做了,却也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玉华说:“从老魏那条线我们听到一些消息,日升同志吃苦最多,已被打成残废了,但表现得很坚决,他对那些叛徒说:你们做你们的官去吧,我坐我的牢,我们叫作道不合不相为谋,早已一刀两断,请不要白费心机!天保这个人顶粗暴,一见这些人就恨得刺骨,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他对这些人说:不要用你的狗屁来熏人!为了他打人,也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他不怕,一见那些家伙在散布谣言,还是动手打人。只有那陈山在记挂他那新婚女人,他听说有人在外头闹着要改嫁,把眼睛都哭红了。”大林问:“家属的情况怎样?”玉华还没把话说出,就先掉泪了:“苦呀……”大林道:“正是有这样的迫切情况,特区才决定我回来布置这一场斗争,现在,你没事了吧?坐下,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几天后,一个由革命互济会发动的“捐助受难革命同志家属”的捐献运动就悄悄地铺开了。发动范围比较的广,党团组织和外围团体都动了,他们把这次运动和时事教育相结合,要做到提高革命群众斗争的信心,又能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因此也是一次阶级教育运动。大林亲自主持这个运动,玉华却到处在奔跑,主持会议传达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党团员满意:“许久来,我们没开过这样的会了!”革命群众也表示:“国民党反动派所说的,全是吹牛,共产党、红军是越战越强的!”曾停顿了相当时候的组织又恢复活动了,并且是生气勃勃的。
黄洛夫刚刚收到从石叻寄来的一笔侨汇,他对大林说:“你全拿去。”大林问:“那你的生活费怎么办?”黄洛夫道:“我另想办法。”老互济会会员老魏原是个肉贩,他在衙门口菜场内摆了个肉摊,听了传达就对玉华说:“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我们苦点没什么,可不能伤了里面同志们的心!”他从褡裢内拿出一叠银圆:“这是猪本,你全拿去,我们一定要叫反动派谣言破产!”学生们有捐零用费,教员捐出了薪水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老黄也及时给他们支援,从农村挑来好多农副产品,有鸡鸭、米粮和番薯,都放在小林那儿。农会、妇女会还写了慰问信,对受难家属说:“你们在城里住不下去,就到我们乡里来住!反动派猖狂一时,却消灭不了我们千千万万颗炽热的心!”
每天有成绩汇报到来,都使大林感动,他几乎是热血奔腾地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党,这样多的革命群众,反动派想来消灭我们?痴人说梦!”运动将近结束时玉华也把几件首饰拿出来,她说:“这是娘为我准备的,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来,我们把它也加上!”
四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梅天,有个侨眷打扮的妇女,打着把黑布伞,穿了双陈嘉庚雨鞋,提着只布口袋,小心翼翼地在打铁巷出现。她一边看着份简便路线图,一边在泥泞曲折的路上打听庆娘家。连下半月阴雨,这儿又是烂泥地,到处是水潭、泥坑,路非常难走。她进入打铁巷,转了几个弯,到了一片“火烧地”。
相传在十多年前,这儿发生过一场大火,烧去一片房子,留下的只有十来间烂泥屋,后来有人临时在火烧地上搭了些简陋木屋贱价出租,因此又成了个新居民区。但居住在这儿的,都是些贫民,有挑夫、小贩、工人,甚至有小偷、妓女,一向被人认为是“肮脏、污秽”地方。日升、天保就是住在这儿的。
这个在烂泥地徜徉着,按图索骥的妇女,几乎走了大半个火烧地,才在一间半塌的民房门口停下。她轻轻地敲着门,有个十岁来大,衣衫褴褛,满面乌烟的孩子出来开门。他睁大双眼,用惊异不安的眼光望着这个陌生人。那妇女和气地问:“小朋友,你叫大狗吧?你娘在家吗?”那孩子更加吃惊了,在他记忆中,这一年来他们家里就很少有外面的人来过,更不用说像这样阔气的“太太”。他问:“找娘有什么事?”那妇女道:“你带我进去,我有事找她。”大狗反复地把她打量着,还是让她进门了。
来的正是玉华,她是来执行任务的。
她走进门,只觉得一片阴黑,到处是水漏,地上也是一片泥泞。她把布伞放开一边,用手拍去身上的雨滴,只听得从门后灶间,有个女人沙哑的声音传出:“大狗,谁来哪?”大狗边答着,边进内:“娘,有个太太找。”玉华正待跟大狗一同进去,那庆娘已经出来,一个三十四五年纪妇女,头发蓬松,衣衫不整,拖了双木屐,用背兜背着一个约一岁半孩子,那孩子正在呼呼入睡。
玉华迎上前去,叫了声:“宋太太,是我。”庆娘一时愣住了,哪来的风把这个阔太太送来?她不安地把她打量着。从日升吃了官司后,她们这儿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使她起了反感,因此对一些“来历不明的”总是有些戒心。她粗声粗气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玉华一直是和和气气的,微笑着说:“我是从城外来的,听说宋师傅手艺高,特地来请他去打锡器。”那庆娘见她的打扮、神态、说话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不同,而在过去,像这种自己找上门来请宋日升去打锡器的也常有,因此也信了。她的神态也变了,一面请坐,一面说:“太太,你来迟哩,日升不在家……”
玉华自己掇条板凳坐下,也请她一同就座。还是诚诚恳恳地说:“宋师傅是不是出去干活,什么时候完工回来?”庆娘是个直性子的人,一有不满就冲口而出,她既认定来人不是个坏人,也就冲口说出:“我们家当家的,不是被人请去做工,是被人用绳子拉出去坐牢!”玉华故作吃惊道:“为什么?”庆娘双眼闪光,声调激昂:“他们说他是共产党!”玉华表示同情道:“宋师傅一向是忠厚、正直。”庆娘一听这话就更加气愤:“这个年头就是忠厚人吃亏!”她对大狗说:“看火去,水快开啦。”小狗醒了,哭着,她解开背兜,抱在怀里,顺手把那干瘪的**塞到他口里。玉华问:“小狗有多大啦,还在吃奶?”庆娘道:“保安司令部来拉他爸时,刚半岁。孩子不足月就生下,身体不好,我说多奶他几个月,一岁多了,还吃奶。”接着又说:“日升吃这门官司,我不失望,他干的事光明正大,不偷不抢,说到哪儿我面都不红!”玉华乘机问:“这一年多来,你们一家人怎么过?”庆娘见话说得投机,也不再回避,她说:“把三餐改作两餐,稀粥改吃番薯,大不了当叫花!”
玉华原担心她对一个陌生人不会这样爽快利落,现在情况变了,肯谈,而且也接触到正题,她想:她的政治情况大家都清楚,似乎也不必那样转弯抹角,便说:“宋师傅没有可靠朋友吗?”庆娘忽然警惕起来:“他有什么好朋友我不知道。”答得也很利落。玉华倒很欣赏,这个人粗中有细,不愧是日升同志的爱人。便又道:“宋太太,你很机警,这句话我本来不该问的。”庆娘有意避开:“我叫庆娘,你叫我庆娘好啦。”玉华却紧追着不放,她说:“庆娘,你允许我和你多谈几句吗?我知道你不会信任我的,但我还是要设法争取你信任。我不是来请宋师傅,是来探望你和你的孩子。和宋师傅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是他可靠朋友,他的事,我早已知道;你还不认识我,但我早就认识你……”庆娘把面孔一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玉华回头望望门外:“这儿谈话方便吗?”庆娘没搭腔,却向灶间大声叫:“大狗,番薯下锅没有?”大狗在灶间答道:“熟哩,妈妈。”庆娘道:“你出来。”大狗一头大汗出来。“到门外去站,有人来就说声。”大狗答声“是”便出门去。玉华问:“到你这儿来的人不多吧?”庆娘口里不说,心中却暗自在想:当年日升在时,也常有些陌生人来家,他们在谈话时,也常问:“方便吗?”日升也常对她说:“庆娘,你出去看看,有人来,打个招呼!”她就拿起小木凳,坐到门外做手活。这个人说话为什么和日升朋友说的一模一样,难道是我们的人又来啦?也低低回答说:“坏人已许久没来。”
庆娘实在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她扑向玉华,玉华张开双臂搂住她,当时两个人搂成一团,低低地像多年不见的亲人在一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会见了似的哭着。庆娘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日升在时常常对我这样说过,只要我能守下去,你们会来,你们一定会来!”玉华也哭道:“我现在不是来了吗?庆娘同志,只是来迟了一步。”庆娘摇摇头:“只要能见到你们,什么时候来都一样!”两个人就这样,搂在一起又分开,分开后又搂成一团,说着又哭,哭了又说。多少话,多少心里的话、痛苦的话、欢欣的话想说呀!可是,时间过得真快,她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多少问题要研究讨论呀!
小狗睡着了,庆娘把他抱进里屋去,玉华也跟着进去,她们就在床沿坐着,手拉着手,抒发衷情。玉华说:“组织上知道你这些日子生活艰苦,叫我送了点钱来,还有各地同志寄来的慰问信和一些农副产品,你一定要收下,把一家大小生活安顿安顿。钱不多,做点小买卖过活还可以。除了你们一家,天保娘也有一份。组织上还准备了另一笔钱给其他受难同志的家属,现在我都交给你,也请你代表组织对她们表示慰问。”说着,她读了那些慰问信,又从布袋里拿出三个纸包,一包是给她,一包给天保娘,另一大包给其他家属摊分,都交到庆娘手里。
庆娘虽然感到生活困苦,但对于接受人家帮助,却还不习惯,她面红地说:“钱我不要,情领啦。你能来看我们,就是最大恩情。你放心,日子再苦,我也会熬下去。”说着,又把东西退回给玉华。玉华道:“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组织的决定,不能拒绝的。”说服了半天,庆娘才叹了口气:“我该怎样感谢你们?”说说,又哭。玉华替她抹去眼泪:“除你和天保娘的外,其他受难同志家属都托你们两个去分配,该多该少,谁该给,谁不给,都由你们两个决定,千万不能暴露关系,说我来看你,防止里面有坏人。还有那些吃的,过后我也叫人送来……”庆娘点头道:“我虽不是组织内的人,道理我也懂。你们托我办的事,我一定好好办,这些受难人的家属,除了那些‘自新’出来的,我们也常在一起,不是到天保娘家,就是到我家。”玉华又道:“这就更方便啦。不过,我还有个建议,为了安排大家今后生活,也为了叫牢里同志安心,你们最好组织在一起,互相帮助照顾,有困难大家设法。”庆娘点头。
庆娘心里热烘烘的:“苏姑娘以后还来吗?”玉华问:“到你这儿方便,还是另找一个地方碰头方便?”庆娘道:“初时反动派派人来,守了几个月,看看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以后就不来哩。你来时,先看看我窗口有没尿片挂着,有尿片人在没事,不见尿片就不进来。”玉华笑道:“你也学会做地下工作哪。”庆娘面红了一阵:“我是向日升学来的。”玉华和她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起身要离开,庆娘却又忙着把她止住:“你等等,我先出去看看。”她开门出去,只见大狗缩着身坐在屋檐下东瞧西望,庆娘低声问:“没坏人?”大狗摇头,庆娘返身对玉华招手,玉华打开布伞出去。
庆娘在门口,以难舍心情,望着玉华匆匆离去,一直到她的背影在转角处细雨飘飞中消失了。大狗早已溜进灶间去,这孩子成日总在叫饿,好像从没吃饱饭似的,一会儿就用粗瓷大碗装着香甜番薯出来,说:“娘,吃饭。”庆娘心不在焉地说:“你先吃,我有事。”说着,就解下围兜披在头上,朝天保娘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