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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第五章

一

玉华这一天没有去上课，在家里替学生改卷子。

一见大林分外兴奋，笑着说：“你说三几天就回，一去却是半个多月。”大林也是情绪热烈的，即使在百忙中也从没把她忘记，这时更是情不自禁，把她从书台上拉了起来就是几个热吻。“让我来看看你，”他**地说，“听说你病啦？”玉华大笑，轻轻推开他：“是的，害了一场小病。”顺手从书桌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妙极了！”

大林把那信打开，是一封怪信，写信人满纸恭维她，说她文章写得好，是刺州难得的“文学天才”。在信中又露骨地表示了这封信作者的立场、态度。言外之意寄信者自己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只因组织破坏，失掉联系，现在“颇有孤军苦战之苦”。玉华问：“你知道这个人？”大林道：“似乎在《刺州日报》上见过他的名字。”玉华道：“对！就是这个人！”

原来在刺州文化界不久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奇特人物。此公年在四十左右，高高瘦瘦，一副苍白而又自作多情的面孔，留着一头不男不女的长发；平时喜着大方灰格子西式外套，打大红领结，戴金丝眼镜；手不离“文明杖”，挟着只大皮包，走路时双眼朝天，目空一切，像是留洋绅士，又像大学教授。他的大名叫吴启超。身份是《刺州日报》编辑，主编副刊。

刺州原有日报三家，其中历史最老、读者最多的是《刺州日报》。此报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垮台后创刊，因为立论比较公正，也有些进步人士在那儿工作过，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它又一向重视副刊，当地文艺青年大都在那儿投稿，又成为文艺界的活动中心。周维国莅刺坐镇后对地方实力派把持这份报表示不满，进行改组，因而面目全非，满纸是“清匪剿共”，连副刊也取消了，因之销路大跌。不意过了半年，报上刊出启事，又进行改组，恢复副刊，并“重金礼聘文坛健将吴启超先生主编副刊”。

这“文坛健将”吴启超主编了副刊后，不但副刊篇幅从八栏扩大到十二栏，宣布“稿费从优”，还出现不少“左”的文章，其中有吴启超一个专栏叫“匕首集”，专事抨击“不公正”现象，揭发“社会黑暗”，并且提倡“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代表青年对“现状表示不满”。有一篇文章甚至用这样大胆火热的字句发表：“……为什么革命的烈火在到处燃烧？为什么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人铤而走险？是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地主恶霸横行，贪官污吏盘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镇压、逮捕、杀人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问题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必须打倒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改变这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刺州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奔走相告，大喊痛快：“我们已多少年没读过这样的文章了。”“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不怕人头落地，在这个时候写这样文章？”有人去信向编者致敬，过去有人怕惹火烧身而长期不敢投稿，现在也鼓起勇气投稿。自然也有人因之大惊失色，把状告到党部去：“那简直是公开为共党张目！”“此人应该立即逮捕法办！”

而吴启超不但没有因此被“逮捕法办”或“停笔不写”，反而“变本加厉”发表了《答读者问》说：“有人认为我言论偏激，有人认为我该受法律制裁，我为真理立言，为正义呼吁，何怕之有？人可杀，头可断，也不能改变我这种立场！”自然，又获得一部分人叫好！

吴启超与历来副刊编者不同，他非常重视与读者、作者联系，有稿来必亲自批阅，尽可能地发表，并致以丰厚稿酬，今天把稿子一发表，明天就派人把稿酬奉上。对读者来信，也必亲自拟复。对那些稿件写得特别进步，特别多，“有培养前途的作者”，也必亲自登门拜访。

在谈话中，他不但表示对现状不满，攻击军事独裁，有时根据不同对象，有意无意表露自己身份，他会神秘地问：“你们读过在上海出版的《红流》月刊吗？那是一份党的地下文艺读物呀，我经常在那儿写小说。”说着，他就从大方格子外套口袋里神秘地掏出几本《红流》，请人过目。打开一看，果然每期都有吴启超“大作”。

这样表态一番之后，又感慨万千地说：“可是环境太恶劣了，为了这些文章我受到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为了生活，不能不流落到这个小地方，当小编辑。”他对《刺州日报》还很不满：“舆论是代表谁的？应该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可是《刺州日报》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地主、官僚、党棍，站在反动立场。我很痛心，可是没办法。我只不过是个小小副刊编辑，影响不了整张报纸，只能在自己小地盘上说话。我算做了该做的事，可以问心无愧。要是党老爷生气，我不在乎，要我滚，也无所惜。反正我是站稳阶级立场，决心不为几个臭钱出卖革命利益！”接着，他往往又要自怨自艾：“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同志，办事真困难呀，现在我叫孤军苦战……”

他又到处打听有哪些“志同道合者”，他说：“这个副刊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刺州全体进步文艺界的！我的立场已很鲜明，一定要请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来支持。我要尽量地发表具有革命内容、革命热情的作品，至于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让它滚吧！资产阶级、反动派用得着它，我们副刊用不着！”他的努力不是没有结果，果然有人介绍他去找刺州女作家蔡玉华和诗人黄洛夫。

那黄洛夫是被认为刺州文艺界后起之秀，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的歌颂和**，连那些对新诗大有成见的人，读了也不得不承认颇有才华。

刺州文艺界沉闷窒息了一年多后，突然爆出这“冷门”，杀出这样一员闯将，颇引起震动。玉华迷惑，黄洛夫却满怀高兴，认为整个革命形势正在向更好、更有利的形势发展，反动派被迫不得不改变作风，以笼络人心。他认为《刺州日报》副刊九十度大转弯是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既然有此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替在窒息中的人民做点好事？”因此当吴启超在副刊上刊出“代邮”请诗人黄洛夫先生惠赐大作，以光篇幅时，他就投了稿，并附以热情短简，对副刊的“新面貌，新精神，新作风”，大加赞扬。他的“大作”立即被发表，热情的复信也来了，紧接着这具有文人学者风度的吴启超先生，也亲自到立明高中登门拜访。从此他们就做了朋友，而且过从颇密。吴启超还请他吃饭，纵谈天下大事，据说十分投机，相见恨晚。

吴启超见玉华反应冷淡颇有意见，他私下问黄洛夫：“蔡玉华为什么不支持我？”黄洛夫这次倒不糊涂了，他说：“我们虽然先后同学，同住在一个城市，从未来往。”吴启超问：“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年已三十尚抱独身主义，有迟开的玫瑰之称？”黄洛夫不表示什么。“听说她对人又很骄傲？”黄洛夫也只笑笑。最后吴启超说：“看来，她对我还不了解，我又得亲自登门拜访。”不久，吴启超果然亲自到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去拜访了。

蔡玉华对这个貌作热情谦虚的“大文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不失礼节，又相当淡漠。她对吴启超的恭维、拉拢，只是说：“我已多年不写东西了，对贵报也不大看，几百学生作文本子已够我改啦。”第二天，吴启超就派人把报送来，说是“免费赠阅”。公开代读者“呼吁”：“务请惠赐佳作，以解读者饥渴。”

虽然仅仅是一次会见，但蔡玉华给吴启超的印象，却相当“深刻”，他对黄洛夫说：“蔡玉华是个温柔、沉静而兼有非凡傲骨的女子，她生活在这个地方，简直是好花插在牛粪上，埋没天才！”又说：“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保持独身？叫作找不到知音，我也找到解答了！”就在大林离开期间，他的拜访频繁起来了，几乎每天都到她那儿去纠缠，并且逐渐地表露自己身份：“……离开组织，离开同志……”最后甚至向她写起“多情善感”的信了。

玉华说明了那经过，又把黄洛夫最近发表在《刺州日报》上的文章交给大林：“我很替他担忧。找你来商量这件事。”大林把黄洛夫文章披阅着，也觉得问题颇多，他问：“你没对黄洛夫提出意见？”玉华道：“我不便去找他！”又说：“这个人不迟不早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言行异于常人，行动怪诞，很值得研究。”大林问：“你对他还有什么看法？”玉华道：“不能过分相信，我倒不怕自己上当，我担心的是黄洛夫，他和他打得那么热，听说还要把刺州文艺社的人介绍给他。这一来问题就不简单了。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说时情绪激动，大林也很同意她的看法。玉华又道：“必须制止黄洛夫和吴启超关系再发展！我们不随便怀疑一个好人，但也不能随便相信一个坏人。”问题已经摆出来了，大林觉得很有找黄洛夫深入了解一下的必要。

二

大林亲自到立明高中去找黄洛夫。

这立明高中设在中山公园内，原是坍塌了的武庙旧址，好些年前由一批热心乡梓教育的人士向海外募集了一笔基金修建创办起来的，因此又挂了个侨办名义。黄洛夫一直在校内寄宿，为了便于对外联络，也便于在夜间出外参加活动，他拣了间西面有大窗的房间住。窗口正对着公园环行马路，只要把大窗打开，就可以利用那二尺半高一尺半宽的大窗做个后门自由进出。学校当局早有意把所有向公园的大窗都安上铁枝，杜绝走私通路，因预算没有着落一拖再拖，而黄洛夫也得以继续利用。

大林并不进校门，他习惯于利用这面后窗和黄洛夫进行联系。他选中了这样一个时候，在公园环行路上来回地“散步”，经过几个来回，看准黄洛夫房间有人，悄悄地踅过去，在棉纸窗上轻轻地只敲了三下，就见黄洛夫推开窗门探出身来。大林对他招招手，黄洛夫把头一点，重又把窗门关上。

大林直上八角亭。那是个暑天纳凉的好去处，亭子盖在假山上，离地有两丈多高，前后各有石级，供上下之用，有棵古榕，高可十丈，枝叶茂盛，正如一把大伞笼罩着它，因此显得格外阴凉。过去凡来游园的人都争着到八角亭去歇歇，乘乘凉，自从接连发生了几宗上吊事件，相传有鬼魂出没，也就没人敢去，因此游人稀少，十分幽静，大林和黄洛夫正好利用这个特点常常在那儿碰头会谈。

大林自在八角亭坐着，约过二十分钟，在环行道上也出现一个年在二十上下、身材高大、满面胡须、一头乱发、穿一身破破烂烂黄色咔叽布料学生装、赤足上穿着对木屐的青年。匆匆奔向八角亭。当他将近亭前，闪进榕荫下，看看无人注意，才把木屐脱下，用手提着，赤足沿石级上来。他正是刺州诗人黄洛夫。

这黄洛夫是侨办立明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出身贫寒，亲生父母原都是种田的，因兄弟姊妹众多，教养有困难，从小就被过继给一远房亲戚，从此连姓也改了。养父在石叻开菜馆，颇有积蓄，一妻两妾均无所出，所以对这过继儿子，也当作亲生的看待，不惜工本地让他受教育，从小学一直培养到高中，还打算把他送进大学，以便在他学成之后，出洋承继父业。

黄洛夫原名黄新，性好文艺，在小学时就接触到一些文艺书籍，读初中时受苏联文艺影响，开始学习写作，并改名为洛夫，以示他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的崇拜。他原是安县人，从初中开始来刺州当寄宿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班。养父对他的期望是深的，多年来侨汇没断过，但他对出洋经商却没兴趣，他最大的兴趣是做文学家。对银钱的事也看得很淡，有钱来就花，没钱来也从不去信追索。为人热情、爽直、乐观、愉快，好打抱不平，好助人，而生活则散漫不羁。

他每一季度都从养父那儿收到一笔可观侨汇，做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可是他一见有些同学生活特别困难，交不起学、膳费，被学校停学停膳，激于义愤，只要身上有钱便自动代为缴纳。平时身上有几个钱，谁需要了就让谁用，也从不计较。因此常常闹穷，头发几个月不理，衣服都是破烂补丁，没有鞋穿就赤足走路，交不起膳费被学校停膳，也满不在乎，一天仅吃一餐。正因为他为人豪放，才华出众，因此人缘极好，在学校中成为中心人物。又因为能写一手好诗，被社会誉为当代刺州诗人。

黄洛夫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很快，十七岁参加CY，十八岁入党，被提拔为CY特支负责人之一，负责领导反帝大同盟。在他努力下，这个学校的反帝大同盟有了很大发展，它们掌握了学生会领导权，还策动成立刺州学生联合会。由于时局变化过快，学联没有成立，而环境则日益恶劣，反帝大同盟活动也一天天困难，组织上决定用灰色面目出现，黄洛夫因此又成立一个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刺州文艺社”，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刺州文艺》的油印月刊。这份月刊，从集稿、编稿、刻蜡纸、印刷、发行都由黄洛夫一人承担。

文艺社的活动除了出版月刊外，还经常召集文艺讲座，讨论有关写作问题。以立明为中心，不少中等学校都有它的“文艺小组”，相当活跃。但自吴启超复刊《刺州日报》副刊后，黄洛夫带头投稿，大部分文艺社社员也都转而向副刊投稿，《刺州文艺》因之就有两个月没出版，看来要解体。而黄洛夫自从和吴启超结交后，也觉得《刺州文艺》的出版已无现实意义了。还想利用吴启超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

上了八角亭后，两人默默地拉过手，大林就问：“在哪儿谈？”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见过面了。黄洛夫回答：“不会有人来的，就在这儿怎样？”大林也不反对：“你说怎么谈？”黄洛夫实际上也有很多话要谈，只是很难找到大林，这时他就热情洋溢地说：“我要谈的话可多哩，我想先向你汇报一下文艺社的工作，最近我们可大开展，沉闷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大林微笑着，没有打断他的兴致。“我们找到新地盘，我打算把那份小油印月刊停掉，在《刺州日报》上编个文艺周刊，也叫《刺州文艺》，这样影响大，也不费力……”大林只是微笑，不表示什么。黄洛夫继续说道：“我找吴启超谈过，他也赞成，并答应由我挂名主编……”

大林忍不住要开口了，他问：“你怎样认识吴启超的？”黄洛夫兴致勃勃地回答：“先是他来找我，请我支持，而后我们就常常来往，关系搞得很不错。”大林又问：“你了解这个人？”黄洛夫道：“这人不错，思想进步，对人热情爽直，曾经是个同志，在上海左翼文艺刊物《红流》上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都读过，是真正普罗文学，那刊物不幸被反动派查封了，同志们相继被捕，他因此也被迫逃亡……”大林越觉得问题复杂了：“谁告诉你这些情况的？”黄洛夫坦率地说：“是他，吴启超自己。有一天，我们两人在馆子吃饭，他心情悒闷，多喝了几杯，就把什么都告诉我，还一再叮嘱：不许告诉别人，不然我也待不下去呢。除了玉华和你，我什么人都不说。”

大林面色变了，黄洛夫却没觉察到：“你们还有些什么来往？”黄洛夫道：“他很有学问，一套文艺理论说得真好，我请他和文艺社社员座谈座谈，他也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座谈记录在他副刊上发表，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大林问：“座谈会已举行过？”黄洛夫道：“还没有，我等问过你再举行。这些日子我真焦急，要找你，找不到，时机又好，要利用；对这新形势，对吴启超这样个人，我们也得有个对策才好。”大林问：“你想该用什么对策？”黄洛夫很感乐观：“形势好得很，对我们有利。先说说《刺州日报》的转变，这和反动派不得人心，报纸销路大跌，不能不改变调子，以争取读者有关；至于吴启超这个人，我认为是可以相信的，必须利用他的地盘，多发表一些好文章，多替革命做些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