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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着灰尘的路上（第2页）

“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灯光一低一扬地闪动，他这孤单单一台车飞快地往前面那个平坝子上跑去。立刻一阵机枪子弹跟着撵过去，那一阵扫射可真激烈呀！这时候，我们大家都跳出来，都提着自己的心，紧紧盯着那向远处跑去的雪亮的灯光。飞机疯狂地怪叫着，打得满天都是红火星子，可是这台车的雪亮的灯光还是亮着。灯光一下往上闪去，那是汽车冲上高岗；一下又不见了，那是翻过了高岗；一会又在更远的地方出现。飞机扎下来打了一梭子又翻上天空，转过翅膀再扎下来预备猛扫，这时灯光却不见了，一下子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飞机扑了空乱扫一阵，可是它刚飞上天空回头一看，——电灯又亮了，那台车还在公路上飞跑呢。一回又一回，飞机上的美国人完全疯狂起来了，它向下扎得更低，简直灯光里都看得见那斜斜的黑翅膀，紧擦着卡车顶上呼地掀过去，子弹火溜子紧跟着就一阵黑又一阵亮。往后呢，不知道是杨从芳的车被打坏了，还是转到山那面走远了，反正雪亮的电灯一霎眼不见了。我当他还会再亮起来，可是等了一阵再也没有亮起来。我们眼前只是黑沉沉的一片。你无法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轰隆——轰隆猛响了两声，……火光一闪，照红了我们的脸。我的心一沉，简直沉到底了，——完了，这一下可完了。只听那飞机嗡嗡——嗡嗡又兜了两个圈子就往远处飞去，慢慢地，天空上连一点颤动声音也听不到了。

“我们这里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只听见山顶上松树给风吹得呼哨——呼哨响着。

“我平静下来，可是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同志们都轻轻走到一起，我们队长站在最前面，都朝那远远的地方望着，谁也没作声。现在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要不是杨从芳这样勇敢，这样不惜自己的生命，那么，敌机就会投下照明弹，就会发现这一大批运输车，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再站在这个地方了。这几十辆弹药车真是个火药库，只要有一箱弹药爆炸，所有的车就都会变成碎铁片，连这山岩也要崩塌，松林就会起火，天明的时候，这里只能剩下一片大坑。心里这样一想，大家又朝那远处看了一阵，现在只是不知道那台车到底怎样了？！一会，黑地里，从后面赶上来的同志在高声问着：‘那是谁呀？’我告诉他们：‘是杨从芳。’大家都围到我周围来，都想起这个杨从芳。同志！我还没给你介绍介绍这个人呢，二十四岁，结结实实，不大多说话，——他这人的性子跟我完全是两码事，他不欢喜唱歌，他开起车来，就是猛盯着两只眼睛朝前跑。我呢？目前开车开得快这个脾气，多少受了他点影响。在他跑的路线上，你不要打算有一台车能开到他前面去。他常说：‘子弹不打前面的。’你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头有个道理，就是速度，——争取一分速度就争取一分安全，你看是不是？’

“可是，同志！那时我只一心一意想着杨从芳，他好像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想着他把车开出去那一霎，他猛看了我那一眼，——那好像是通知我，也像是最后告别。我是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这个人，我特别记起四次战役那一回，那趟出车我跟他当助手。我们部队从汉江前线转移，我们是最后一批撤退弹药的车，这时候，敌人远射程大炮已经打到我们前边去封锁汉滩江了。我们开进了议政府，议政府整条街烧得像条火龙，烟气昂昂，再加上火光一晃一晃，你简直看不见路，……一下，一拐弯我瞧见那间烧得呼呼叫的房子前边，站着个朝鲜小孩，这小孩脊背朝我们，站在那地方一动不动。杨从芳问我：‘你瞧敌人坦克会不会马上闯到这里来？’‘我看不会远呐。’可是他说：‘一定是个孤儿，……没人管他了！……’他说着把车停下，他卡嚓一声响扭开车门，跳下去。我看他一直朝那孩子跑去，……过一会他就抱着那个孩子回来了。我一看，这孩子有十岁模样，衣服都烧破了，撕烂了，一双赤脚拖着两只比脚要长一倍的瓢儿鞋。我把他接上来，安置在杨从芳和我中间。杨从芳一跳上来就开着车飞跑。开头这孩子总是哭，……两眼总朝车外边看，后来，他就把头栽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杨从芳让我把他舒舒服服放在我怀里。从这时起，杨从芳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孤儿，——他为了养活他，节省着自个儿的干粮、衣裳、零用钱，把什么都让给这孩子。到了宿营地，这孩子常常是睡着了，他就把他抱下来。他真是跟爱自己亲兄弟一样爱他。一直到今年，朝鲜后方情况好转，上级作了决定，杨从芳才跟这孩子分手。他拉着他的手，把他交给那个育儿院的教师。这个孩子也没忘记他，到现在他还常常给他写信，把学习成绩告诉他。他呢，他也很认真写信给他。说起那个孩子，可真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这个剽悍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把话题扯远了，羞涩地笑了一下，赶紧把话头拉转回来：

“那晚上那段紧张时间，从头到尾也不过十几分钟。飞机飞远了，我们都上了车跟着往前开。

“我在最前头，开足了马力，我一心要赶上去看看杨从芳到底怎样了。

“赶过一个山岗，我看见那面路边上有几棵松树，松树底下有一台车一点动静都没有，黑兀兀地停在那里。我非常担心，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呀？赶紧把车煞住，推开门，几步就跑了过去。我一面跑一面喊叫：‘杨从芳！杨从芳！’可是没人应我。我跑一步，心往下沉一步。到紧跟前一看，杨从芳一只胳膊把在方向盘上，另一只胳膊却耷拉在窗口上，头就栽在窗口这只胳膊上，脸朝后面，似乎正伸头往后看就昏迷过去了，帽子不知哪去了，风把头发吹得簌簌直动。

“后面上来的车都停下了。同志们全围上来。我把他肩膀抱着，这工夫我的脸擦着他左肩膀，我觉得那儿一片湿糊糊的，——他负伤了，血还在流呢！……经我这样一摇动，他醒过来了。

“我问：‘杨从芳！怎么样？’

“他没答理这问题，仰起脸望望我又望望别人，问：‘同志们都上来了吗？’

“队长挤过来，一条腿踩上挡泥板，亲切地回答他：‘都来了，杨从芳同志，一个也没少，都来了。’

“‘弹药没损失吗？’

“‘没有，你放心吧。’

“当时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杨从芳身上，倒是杨从芳的两句问话提醒了我们，天已经不早了，我们的紧急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们转过身往前线那个方向看去，那还很远的地方，炮火闪光正一闪一闪像夏天天亮前的露水闪一样，紧接着就听到顺风吹来的一片沉闷的轰隆声。一听这声音，我们就知道火线上的同志们等着弹药是多焦急啊！平时常说‘水火不留情’这句话，战斗可比水火还不留情呢！

“队长从挡泥板上转过身，招了一下手，喊道：‘同志们！——走吧！……前线上都等着咱们呢！’他喊完拉开车门一低头钻进杨从芳的车厢。我踏着了火，又朝他那边看看，我看见他那车厢里面的灯光亮了，队长拿着一卷雪白的绷带把杨从芳肩膀头缠绑起来，队长自己却高高地坐在司机座位上，里面的电灯熄了，排气管突突地响了几声，他那台车就一马当先地往前线开去了。”

他说到这个地方，从小口袋里摸出一根纸烟吸起来。我却怪焦急地问他：

“怎么样呢？弹药及时送到了吗？”

“你问结果吗？当然啦，——真紧张透了，我们把三十台卡车弹药送到前线，那时候东半面天已经紫糊糊的，天眼看就要亮了。火线上的同志说：‘你们再晚一个时辰就危险啦。’他们从烟里火里站起来把手榴弹朝敌人头上摔去。你知道，我讲的这是去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真是困难，——可是困难挡住了谁呢？昨儿晚上你大概瞧见了，你瞧运输线上那热闹劲儿。敌人炸毁几十个城市，咱们可把朝鲜北半部变成整个一座大城市，不信，你瞧，在一条大路上，汽车不像在祖国的大城市里一样吗？跑得多欢啊！岔路口，红绿灯都安上了，……可是，你不用问我，我这算什么！同志！我说这话的意思，你会明白。就拿我们杨从芳来说吧，后来我到医院去看他，坐在病**，我问他：‘你倒是怎么跑起来的呀？’他说：‘开头我猛跑，——脑子好像也不拐弯了，一心只想把飞机拉过来。等到子弹把车厢打得卡啦——卡啦直响，我一琢磨，又觉得不对头，——人不怕死弹药可怕火，油箱打着又怎么办呢？什么事你只要仔细一想，问题就七手八脚都抓上来了，——我再一寻思，反正目标引到这边来啦，我就把灯关了，子弹都嗖嗖地一闪打在路边去了，——我听它往上飞，我又说，不对，好容易请来的，你可别走呀，我就把灯又打开了。’我说：‘老杨！说真个的，那时候，你一点顾虑没有吗？’‘顾虑怎么没有，——我又不是木头刻的人，我不知道子弹打在脑袋上要钻个眼儿，……可是，……’他停着了，他的左胳臂整个包扎着不能动弹，他只用一只手按着火柴盒划着火抽起烟来，任凭我再追问，他也没再说什么，末后他只摇了摇手说：‘想想火线上的战斗员，我这算什么呢！’

“我们参谋长后来告诉我，那一夜晚，兵团司令一直没合眼，就是在指挥所里等着，不断地打着电话查问。你会明白这一点，我们当战士的究竟容易啊，一个当指挥员的呢？他肩膀头上担的是千万斤重的担子呀，一来，就是整个战线，整个战场的问题呀。参谋长说，天亮的时候，他收到前线一个电报，报告弹药安全送到了。司令员把电报看完往桌上一放，转身告诉参谋长说：‘替我谢谢他们。’他就把头趴在桌上睡着了。唉，他真是太疲乏了，——你看，我这人一拉就爱把话拉远。其实呢，我跟你讲的是关于杨从芳，——杨从芳。”

我望着这勇敢剽悍的青年人，他站起来，提了原来放在身边那只扁扁的空汽油桶，摇晃着短粗的身子朝井台走去。这时，阳光正穿透一片绿荫荫的大栗树照在他身上。我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他刚才跟我说：“你问我？我这算什么！”他的那个杨从芳呢，也说：“我这算什么呢！”对的，同志！你看这话在这勇敢的青年人嘴里说得多朴素、多轻松。可是你想一想，他们日日夜夜，在照明弹下面，在炸弹、炮弹，嗤嗤飞的子弹下面，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危险，危险，你就知道他们那些话的分量了。他现在走到栗树林里面去了。朝鲜有很多这种大栗树，树枝伸展得长长的，自由自在地向下垂着绿油油的大树叶。这个驾驶员现在站在井台上，几个穿粉红色的、白色的、淡紫色的衣裙的朝鲜孩子，围绕在他身旁。她们都那样喜爱他。他呢，跟她们见面不大一会，就熟起来了。他叫她们跳舞，她们就围着他跳起来。他一面说着半通不通的朝鲜话，一面往空油桶里灌水，一会，他又反复地唱起他那好听的朝鲜歌子。这一夜，我们到了前线，我就和我这可爱的同伴分手了。至于杨从芳呢，我始终没有机会看到他。有一次我几乎要看到他了，结果收到一份电报：“杨从芳在执行任务时负重伤。”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得到他的消息。可是我每一次坐在吉普车上或是卡车车厢里的驾驶员旁边，我从他们身上，不断看见杨从芳的那种精神呢。我知道，就当我现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在那接近前线的运输道路上，我想得到，他们还是怎样地从滚滚的灰尘中，唱着歌，勇敢地飞快地前进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