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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孔子其人其事（第2页）

孔子自认天降大任，天帝让自己拯救“天下无道”的社会。他认为，一定有君王赏识自己的“周公”之志，把治国大权交由自己；一定有君王赏识自己的“大禹”之才，愿意把君王之位“禅让”给自己。正是抱着这样的“天命”，孔子踏上了周游列国，寻找时机的道路。

孔子流亡到了卫国，寄寓在卫国大夫颜雔由家里（孔子的母系亲戚）。当时，卫国的宠君弥子瑕曾对子路说，“假使孔子寄寓在我的家中，我能让孔子得到卿的职位。”卫国权臣王孙贾也劝孔子依附于自己。他们都认为带有一批学生的孔子，若成为自己的帮手，对自己是有利的。

流亡卫国期间，孔子曾与卫灵公夫人南子相见，希望能够得到卫灵公的重任。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件事：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论语》一书则记载了孔子见南子，引起子路的不悦。孔子一边发誓一边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事，让上天厌弃我！让上天厌弃我！

孔子在卫国先后五年。孔子和弟子能在卫国长久待下去的主要原因，一是鲁卫接壤，孔子希望鲁国君王能回心转意，宣召自己回去承受“天命”。二是卫国人口众多，两地风俗相近。孔子可以携同弟子在此地操办各种礼仪，或作丧葬执事，或作祭祀司仪，凭借礼金而生活无虞。

孔子在卫国期间，接纳了子贡为弟子。子贡是一个有商业天赋的人，对孔子的生活能有一定帮助。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论语》则说，“孔子畏于匡。”《史记·孔子世家》又云：“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孔子去匡地，去蒲地，都是为了承办丧葬祭祀类的礼仪之事，在匡、蒲两地待的时间都不长久。

公元前493年，卫灵公死，卫国因君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于是孔子离开卫国。此年孔子已经五十九岁。孔子先到曹国，尔后经过宋国和郑国，最后到了陈国。

孔子经过宋国时，和弟子在大树下面演练礼仪。宋国权臣司马桓魋厌恶孔子的政治“复辟”，害怕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将大树拔去以示警告。于是孔子微服离开宋国。

孔子经由郑国时，与弟子走失，独自立在东门等待。子贡问路，郑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话告知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此时的孔子，状似“丧家之狗”，但更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鲁哀公六年，吴国攻打陈国。本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孔子离开陈国前往楚国。中途因为兵乱，竟至于“绝粮”。子路很愤慨地向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则坚定地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适于蔡三岁”，在楚境蔡地也很不得意。于是他又回到了卫国。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这位卫君曾经想请孔子出面整理政治。子路问孔子先从何处入手，孔子说：“正名”。子路因为卫国的两父子正在争夺君位，按“名分”应将王位让给父亲。父亲死后，再把王位传给儿子。觉得孔子的“正名”不合时宜，于是说：夫子太迂远了！现今你还“正”什么名分呢？这就有了孔子关于“正名”的长篇论述。至于延请孔子为政之事（参见《子路篇之三》），后来便不了了之。孔子在卫国终于没有出仕为官。

公元前484年，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一年，感觉该叶落归根的孔子离开卫国回到了鲁国。

孔子周游列国流离在外，时常遇见隐居的哲人，或讥讽或规劝，让孔子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的梦。但是，孔子却不愿放弃君位“禅让”以及“周公”再现的美梦。孔子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一步登天，大权在握，实现自己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业。为国、为民也为自己做出一件在历史留“名”的大事。

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在那里并耜耕种，孔子叫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在哪里。长沮问：“那位在车里拉着马缰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讥讽：“他周游各国，当然晓得渡口在哪里！”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又问：“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也讥讽说：“现在天下全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你和谁能够改变它？而且你与其跟从这位‘避人’的人，岂若跟从我们这些‘避世’的人呢？”他在那里不停地劳作着，却故意不说渡口在哪里。子路弄得无法，只得回去告诉孔子。孔子很失意地说：“鸟与兽不可同群；我不和这类人亲近又和谁亲近呢？假如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必改变它呢？”

孔子击磬于卫

孔子在卫国时，一天在击磬。一位挑着“蒉”（捆草的绳子）的人走过孔子门外，听到磬声，说：“太固鄙了！这样硁硁然，说没有人晓得自己。没有晓得就没有晓得，何必忧伤呢！人们的处世同渡水一样，水浅不妨将衣襟揭起，水深就脱了衣服游过去好了！”讥讽孔子既想涉世，又怕丢了性命。

孔子到了楚国，有一位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说：“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落啊！已往的无法阻止，将来的尚可以追求呢。完了，完了！现在从政的很危险呢！”孔子下车，打算和他说话；但“接舆”却跑开避掉，不和他交谈。

孔子始终抱着周公再现和尧舜禅让的梦想奔波。所以，既实现不了梦想，又无法得到隐居哲人的理解；然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孔子返鲁，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翁了，孔子说自己是“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然而，七十一岁那年，齐国的权臣陈恒杀死了齐简公。孔子沐浴斋戒去朝见鲁哀公，说：“陈恒弑他的国君，请讨伐他。”哀公说：“你去告诉‘三子’”（指鲁国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卿）。孔子又到“三子”那里去请求出兵讨伐，“三子”不肯。孔子说：“因为我做过从大夫，所以不敢不告啊！”孔子对政治仍抱有极大的热忱。

起初，孔子东奔西跑，很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弟子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块美玉，珍藏在匣子里呢？还是卖掉呢？”孔子急切地说：“卖掉，卖掉，我是在等候着好价格啊！”孔子在仕途上待价而沽的心态一目了然。

长年奔波，夙愿未了，晚年的孔子常常流露出叹息：“没有人晓得我了！”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晓得夫子呢？”孔子说：“我不怨天，也不怨人。我下学人事，上知天命；晓得我的，难道只有天吗？”

有时，孔子觉得华夏无法施行他的理想，也颇有到边远地方去的感慨。他说：“主张不能施行，只好乘着木排渡到海的那一边了。”孔子曾经想移住到未开化的“九夷”，有人说：“太僻陋了，你怎么办呢！”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僻陋呢？”

孔子六十九岁，儿子孔鲤死了。孔子七十一岁时，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七十二岁时他的弟子子路先他而亡。

孔子渐渐衰老，于是时常有沉痛而绝望的叹息。“啊！我已经很久没梦见周公了！”又说：“凤凰不来，黄河里也没有书出现，我是完了！”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那年夏四月己丑，孔子病死。葬在鲁国城北泗水旁。

孔子生于春秋末季。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形式上类似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大变革），旧的以血缘族群为封国的封建农奴制正处于崩溃之际，代之以地缘制的封建专制帝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小农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由“共天下”向“家天下”迈进的时代。随着蒙昧褪去，野蛮的成分越来越多。在这个时代，绝对的世袭名分制开始崩溃，中下层士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求发展，实现抱负。在社会开放、进步过程中，有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也有了孔子和其弟子们的一生。然而，这是一个凭借实力颠覆旧制度，充斥着革命和“礼坏乐崩”的时代。

孔子葬鲁城北泗水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孔子，显然是一个既现实又矛盾的人：孔子是春秋末季凭借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求发展，实现个人抱负的典型代表。同时，孔子出于职业需求和个人目标，对这个社会大加斥责——天下无道久矣。这种矛盾是特定的，也是无解的。

1。孔子凭借个人智慧，从母系制走婚下的“野合”之子，跳入父系制的世袭贵族名分之中（尽管叔梁纥只是一个破落贵族）。

2。孔子从“助葬”开始自己的“有志于学”生涯。学一行爱一行，学一行精一行，以“儒者”这一职业为立足点，以传统礼仪为起点，光复礼制制度，谋划自己的政治蓝图。

3。从未拜过老师，从未进过校门的孔子，凭借“礼仪”办起了一所学校，传授了七十七名弟子。

4。孔子对生命格外珍惜，秉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暴虎冯河不为的原则，在社会变革的动乱之际得到了长寿（春秋之际的人均寿命不到45岁）。

5。孔子在鲁国仕途短暂没有大业绩，不能与管仲、晏婴、子产等人相比。他的施政举措“其道不可以求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见《晏子春秋》），兜售于列国而不被见用，但孔子仍硁硁孳孳，诚挚追求永不懈怠，即便颠沛流离，知其不可但仍为之。秉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孔子把自己塑造成了道德伟人，为人师表。比照孔子的一生，后人对圣贤有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的评价标准。所以，孔子的伟大在于他的立德。孔子的一生与“立言”近一些，与“立功”远一些。

6。如果对孔子的一生做出点评，最耀眼的便是从骨子里透射出的正气，即出人头地，奋斗不已的精神。孔子出身贫寒，从母系的低贱，到父系昔日的辉煌。巨大的落差，使孔子产生极强的政治抱负，尧、舜、禹和周公成了他的偶像和目标，从而有了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救世行为。

孔子与弟子们习礼大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