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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手表物语19531966（第3页）

可是第二条路开得并不比第一条轻省。即使踩在第一条路的肩上，第二条路依旧还是矮窄。

其实寻找话题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他完全可以问她下班都干些什么？看不看电影？喜不喜欢看人打篮球？他甚至可以和她讨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那是一本在那个年头名噪一时的书。可是她低头坐在他对面的样子，让他想起一团颜色很深、块头很厚的海绵，任何话题扔上去，情绪都会被无声无息地吸收，只剩下几根干瘪的话骨头。

他终于放弃了开辟第二条路的想法，他决定把开路的任务丢给她。

“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吗？”他从头顶的树上折下一根冬天留下的枯枝，掰成一半，把那一半再掰成一半，突然全身轻松。

她吃了一惊，愣住了，露在短发外边的两个耳朵垂子渐渐变成了两颗紫葡萄，他便知道她脸红了。

“你，你是英雄，打仗的。”半晌，她才结结巴巴地说。

她把头埋得更低了，她的额也消失了，他现在只能看得见她的后颈，短短的，皮有些糙。翻在蓝毛衣外边的衬衫领子上，落着一层细雪粉似的灰，那是头屑。

他不是第一回听见人用“英雄”来称呼他。在这个小城里，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像他这样扛着打过日本人和老蒋的枪，又接着去打李承晚的人，着实没有几个。他算是走运，在这么多场战役中，只负过两次伤，且都是皮肉的事，并没真伤到身。他的伤一次在手上，一次在脸上。手上的疤没结好，蚯蚓似的爬在手掌和手腕的接口之处。脸上的疤落得正是地方，从眉梢延伸到发际，有点像京剧脸谱里武生的那道描眉，给他平添了一丝英气。那英气懂规矩，恰如其分地停在了威严的门槛上。他不需多话，他的疤就是他的旗子，旗子不用开口就已经在讲他的故事。他不仅有伤疤，他还有一身的肌肉，肌肉也是他的旗子。那样的肌肉光靠日头不行，光靠劳作也不行，那样的肌肉是日头劳作再加上胆气糅合过后的独特产物。

其实他自己是看不见旗子的样子的，他需要镜子。他的镜子就是那些来听他做报告的年轻女子。她们没有彼此商量过，她们不约而同都知道适合他这样男人的唯一形容词是英雄。只是从来没有人以眼前这个女人的方式来说这个词——她用脖子说出了她们用眉目说的话。这个名叫朱静芬的女子，平生第一次教会了他：崇拜原来也可以是低眉敛目。

他心里，突然有了微微一丝的感动。

可是，这丝感动太单薄，还没容他走到宿舍门口便已淡忘。脖子的记忆虽然有点特殊，却还是靠不住。脖子没长牙齿，到底咬不住他的心。

第二天他很早就到了厂里，比正常上班的时间足足早了一个半小时。他刚上任没多久，几乎天天这么早来上班。一个将近千人的企业正等待着他换下军装，穿上工作服，学会用油棉洗手，用油砂慢慢磨去渗到皮里的硝烟味。

这会儿城市刚刚醒来，街上行走的还不是上班的那拨人，他们手里拎的不是饭盒，而是菜篮子。不知谁家的娃娃醒了，哭得一街都抖。有人在井边用洗菜剩下的水刷马桶，竹刷子的嗖嗖声在他的耳朵里挠着痒。

远远地他就看见一个剪着短发的女子站在厂门口，仿佛在等人。待他走近了些，她就迎着他走过来，他这才明白她是在等他。她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疑惑，就轻轻地说：“我是朱静芬，你不记得了？”

他哦了一声，神情就有几分尴尬。他想说他不是忘了，而是因为昨天压根没看清她的脸。话到嘴边，又觉得越描越黑，干脆不再解释，只问她这么早来找他有事吗？

她从随身的那个提兜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递给他，说：“你昨天忘在公园了，走的时候我喊你，你没听见。”

他接过布袋，打开一看，原来是他的手表。他这才记起昨天坐在假山石上，有只大蚂蚁爬到他袖子里，他解开手表拍打虫子，后来就忘了把手表再戴回去。早上起床发现表不见了，竟没想起来是忘在了公园里。

他一把握住了女人的手，大声嚷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什么都能丢，这只表可真是丢不得。”

女人不备，脸唰地涨得通红。女人的手掌上长满了鱼鳞一样的糙皮，他手上也是。那些糙皮认得自己的同类，不用搭话，就已知根知底。

女人从提兜里又掏出一只布袋，和装表的那只很像，只是大了许多，一看就是从同一条毛巾上裁下来的两块布。

“大的那个装饭盒，小的那个装手表。下回手表摘下来放在袋子里，就不会丢。”女人说。

布袋的样式很简单，两边缝死了，缝成一个筒，口子上穿一条绳子，一抽就收了口。

“我实在不会针线。”女人面带愧色。

女人不是客气，她大约真是没好好学过女红，布袋上的针脚粗大，歪歪扭扭的，倒是针针结实。

他知道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用上这个样式的布袋，可是他不忍拂了女人的心意，他只好又说了一遍“我得谢你”。女人的嘴唇抖了几下，她其实是想说“不用谢”的，可是到了也没把那句话说出口。女人心里有些模模糊糊的害怕：她怕男人信了她的话，果真不谢她了。女人其实还是蛮想男人谢她的。

天亮透了。蛋青色的晨光里，他终于看清了女人的脸。女人看起来似曾相识。他仔细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明白她之所以看上去熟悉，是因为她那张脸上没有一样东西能跳出来勾住人的眼睛，叫人暗暗吃上一惊。那样的脸，在街上一走就混没了，他就是看过千回百回，也只能是似曾相识，永远模糊。

女人巴巴地望着他，眼睛里还有话。他知道她想问下次什么时候见面。街上的人流开始浓稠起来，最早的那趟班车已经停靠在对过的站头，几分钟之后就会有几十名职工涌进厂门。他不想让人看见他和一个陌生女人脸儿红红地站在这里说话，他对女人说“你赶紧回去上班，别迟到”，才终于把她送走了。

他站在街口，看着女人急匆匆地穿过马路，风把她肥大的裤管灌成两只鼓鼓胀胀的袋子，青布鞋底下飞起细细的一线轻尘。女人走路的样子弹簧似的一颠一颤，全是力气和指望。想到女人的指望或许跟他有些关联，他的心突然紧了一下。

一块做老婆的好料子。

他想起了那天在市委组织部办公室里老首长对他说的话。

若在三四年前，他兴许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他觉得有一天他若娶个女人回家，那个女人一定得是虎虎生生结实有力的——那是他心底里的女人标准。可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见识过城市，也没有见识过江南。那时候他还不懂力气有多种，不一定都长在皮肉上。

就是在那一刻，他下了决心不能再让这个女人对他生着指望。他要尽快去找她说出那句很难出口的话。他免不了是要谢她的，只是，他有他的谢法。

在后来的日子里，全崇武时常会回想起那天的情景。对那晚发生的事，他觉得除了“中蛊”之外，便再也找不出别的解释。那晚老天爷仿佛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了他脑子里的一个关键部位，使得脑子对眼睛所犯的错视而不见。平时眼睛也犯错，可是眼睛要想串通着手一起犯错，它还得走上几里路，因为眼睛和手之间至少还隔着心，且不说脑子。可是那晚他思维的电路板突然短路，脑子跳了闸，眼睛趁机绕了近路，直接和手搭上了伴。

那晚出门时，他还像一个天生怕雨的行人，为了不淋湿了外套，特意带了两把雨伞上路。结果却发现他的雨伞压根没用，他不仅淋湿了外套，他甚至还淋湿了**。

那天他出门时带的两把伞，一把是一条印着冬雪蜡梅图案的新毛巾。她为给他缝制装饭盒和手表的布袋剪了一条毛巾，他还给她一条，算是不亏欠她的意思。不过这把伞只是开场的锣鼓，后面的那把才是正戏。

后面的那把伞，那是他藏在工作服口袋里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小伙子姓杜，比他大一岁，是他厂里的一名钳工。他仔细地了解过小伙子的情况，知道他身体健康，老实可靠，不抽烟不喝酒，是厂里出名的技术高手。他还知道小伙子没什么家累，一个人的工资加上夜班补贴，完全可以支撑一个规模不大的家庭。小伙子无论从外貌还是从其他条件上，都绝对不会让朱静芬吃亏。

去静芬家之前，他甚至还特意拐到五马街，去城里最有名的大众电影院买了三张星期天的票子。电影院仿佛也明白他的心思，放的是越剧电影《梁山伯和祝英台》，很合宜的一部爱情片子。他会和他们一起进场，省得让他们感觉唐突尴尬。当然，他会在某一个合宜的时机里，找一个合宜的借口离开，把袁雪芬和范瑞娟精心演绎的悲欢离合，留给他们两个人单独玩味。他摸着口袋里已经被他的身体焐出些微潮气的电影票，忍不住暗暗吃惊：他从来就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可是在这件事上他竟然把神经打磨得如此细致，叫每一个细节都衔接得天衣无缝。他这么做与其说是为她，不如说是为那个最初把他和她牵在一起的人。只有把这个女人亲手交付给另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他才有颜面在再见到那人时，问心无愧地将手举到额上，依旧毕恭毕敬地喊他一声老首长。

这一天是全崇武一生中最聪明的一天。这一天他的思维能力抵达了一个前所未有，后来也不可能被重复的巅峰。这一天他把他的脑子和心拆成块，放在天平上仔细地称过，精确到了两。他把脑子和心按照最适宜的比例摆置好了，既没有亏待脑子，也没有亏待心。这一天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天之前，他与脑子和心的关系是随意的，哪个在跟前他就使唤哪个，所以他不是惹了脑子，就是惹了心。而在这天之后，他突然就厌烦了脑子，从此任由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竟懒得再调派脑子去管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