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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手表物语195319662（第1页）

第六章手表物语（1953—1966）2

他轻轻推开那扇门，摸索着在那张破席子上坐下，不是靠眼睛，而是凭记忆——眼睛现在是一件碍事的累赘。他闭上了眼睛，静静地听着身上的触角像刺一样在暗夜中铮铮开放。他觉出了身下的尘粒。这不是旧尘，旧尘已经被他们的身体擦拭一净了。这是她走之后积攒起来的新尘。如果她还不回来，这些新尘也将渐渐成为旧尘，被更新的尘粒彻底覆盖。

他脱下手套，用手抚了一下席子，突然吃了一惊：那层尘埃已经被某一样东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后来，他闻到了气味。那是一丝隐隐的茉莉香味，不是长在树上的那种，也不是摆在篮子里的那种，更不是压在枕头边的那种，而是一种熏到了骨头里，又从骨头里丝丝缕缕渗出来的暗香。

“秋？”他试探着喊了一声。

一团黑影窸窸窣窣地朝他靠了过来。

她提前三天回来了，却没敢去找他，怕被厂里的人看见。她想来想去，只有在这间屋子里碰一碰运气，结果她真碰上了。

“提前？为什么？”他问。

她轻轻笑了一声，说：“你知道为什么。”

她语气里的那份轻松突然激怒了他。他猛然抓住她的肩膀，嚷了一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走这么久？”

他听见她的骨头在他的爪子里嘎吱嘎吱地碎裂。他知道他的力气，在战场和运动场上，他早就试过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身上验证过他的强悍。思念被二十七个日夜反复碾压，从棉纱压成了铁片。思念在急切地寻找着出路，最近的一条是愤怒。

她呻吟了一声，却忍住了疼。她任由他的愤怒如一条受潮的雷管，噼啪地爆出最初的混乱之后，最终渐渐消耗了自身。

她挣开他，坐到了离他稍远之处。

“你值得去嫉妒一个倒霉到顶了的人吗？”

她幽幽地说。

她的丈夫在三岁时死了生母，八岁时死了生父，由继母带着他和另外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嫁到了一个严格来说都不能定义为继父的人家里。他十三岁的时候似乎什么都懂了，因为他多次洗涤过他继母换下来的沾着经血的**，他也用在学徒夜校里学的那些字，磕磕巴巴地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他十三岁的时候似乎又什么也不懂，他把“黑人牌”和“凡立丁”都当成了一种新药的名字，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牙膏，也从未洗涤过毛料衣裤。十三岁时，当夜校的一位老师悄悄塞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着那人去了延安，倒不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知道他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比他留下的那个地方幸福。

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上了战场，在第一场战斗中就受了伤。匆匆的手术治疗之后，他很快归队继续作战，没有人，包括他的医生，知道这次负伤对他日后生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就被保送到了一所大学读书，成了她父亲的学生。他打破了调干生带给人的那种刻板印象，在最初的调整阶段过去之后，他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班里最有才华的学生。她父亲把他带回家来，介绍给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认识。他们相识在一个一切都上了发条的年代里，他们的关系只经过了三次见面就定了性。他很快向她求婚，她也很快答应。就在洞房花烛的那个夜晚，他和她才共同意识到了那次枪伤对他身体的巨大破坏力。经过许多轮不堪回首的讨论、妥协、反悔，他们终于决定协议离婚。可是就在他们正要提交离婚报告的时候，他出了事。

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向来沉默寡言的他，却作了一次长长的发言。这次发言有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也有对个人生活境遇的不满。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前者是客观看法，后者是主观情绪。情绪是毒药，浑了一锅水。于是他被遣送到一家边远工厂，从事与他的专业全然无关的体力劳动，待遇仅次于劳改。

她是在那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的，因为她知道自己在他那场由情绪导致的灾难中负有责任。现在她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唯一纽带，她在，他就在，无论如何卑微。她若走了，他对这个世界再无留恋。

所以，她永远不会离开他，除非她死了，或者他获得转机。

这是一个与爱无关的决定，所以任何与爱相关的因素，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他谈到她的丈夫。

从那个夜晚起，她的丈夫就成了他们的谈话中缄默的那个部分。

从那个他差一点捏碎了她肩膀的夜晚，到后来她用一把刮鸡毛的刀片放完了身上的血的下午，中间隔了几乎整整四年。这四年里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全知有惊无险地出了一次水痘，全力上了市里的一所重点小学，朱静芬做了一次人流手术，叶知秋的丈夫差点在一场肝病中丧命。这些事在一个人的回忆录里兴许能占据一些值得记录的篇幅，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它们不过是一粒连最高倍的放大镜也找不着的尘埃。

那四年里国家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桩比别的都大。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报纸和广播都不约而同地守口如瓶。最早知道的是锅灶，锅灶传给碗，碗传给筷子，筷子传给嘴，嘴再传给另一张嘴，于是全天下都知道了。

这桩事是饥荒。

饥饿最早是在肠胃里生出的，可是饥饿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爱四下乱窜，从来不肯待在一个地方。饥饿最初窜到了人的脸上，先抹走脸上的红，再抹走脸上的白，然后才是颊上的肉。饥饿虽顽皮，却也知道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最好的还不是颊上的肉，最好的其实是骨头里的汁液。饥饿在脸上串完了门，才钻到骨头里面死命吮吸。骨头渐渐干涸，人也就渐渐没了气力。

全崇武的工作比过去闲了，也比过去更忙，只是闲的和忙的，都是些和过去不同的内容。闲是因为厂里的三支运动队，现在已经散了两支，只剩下一支不再打比赛的乒乓球队。工人原来的一股力气，现在只剩了半股，那半股再也经不得任何浪费，只能小心翼翼地省着用在生产线上。他把从文体活动里空出来的时间，用到了别的事上。那是些他从来没管过的事，他不会管，不想管，却不得不管。他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计划着各样异想天开的合作方案，和渔业公司的，和军分区的，和近郊生产大队的……目的只有一个：从他们紧攥的拳头里，掰出一星半点的副食品，因为厂里的食堂除了白菜和五分钱一斤的小鱼，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下锅了。现在在厂区行走一圈，工人的每一口呼吸里、厕所里冒出来的每一股臭气中，都有一丝呛人的酸腥味。

谁也没想到，厂里第一个被饥饿袭倒的，竟是看起来活得最滋润光鲜的叶知秋。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预兆的，她那一阵子几乎都没去食堂打过午饭。她一个人躲在绘图室里，用开水泡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冷饭冷菜吃。据看过她饭盒内容的同事说，她的菜和大家差不多简单，饭却是满满一大盒，怎么也不至于挨饿。有一天中午，同事在食堂吃完饭回到绘图室，发现她趴在绘图板上不动，都以为她在午睡，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她也没醒，众人这才意识到她出了事。连忙送去医院，医生说是严重的贫血和营养不良。

叶知秋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定量，一个月二十五斤粮。那二十五斤粮匀到每一天，也能有八两。八两分成三顿，早饭二两，中饭和晚饭能各摊到三两。三两当然撑不死人，可是以她的胃口，应当至少能吃个八成饱，她何至于捉襟见肘到这个地步？

后来，全崇武才听金工车间的一位师傅说，叶知秋丈夫的肝病迟迟没有治愈。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太偏远，有钱也买不到营养品。叶知秋每个月给他寄十斤粮票，让他跟附近的老乡换鸡蛋吃。她寄的不仅是粮票，还有炼乳水果罐头和议价红糖。那位师傅的妻子在邮局工作，叶知秋寄的每一个包裹，包括包裹单上的附言，都经过了她的手和她的眼睛，所以她知道最真实的详情。

全崇武听了，不禁一怔。每次他以为他了解她所有的秘密，他的脑袋总会撞上一扇紧闭着的门，门上有一把没有钥匙的锁，锁的名字叫自尊。在这扇门前他没有特权，无论他和她如何亲狎，他都和世人一样，只能隔着门缝窥探揣测。

后来的一个星期天，他买了一个黄桃罐头去她家看她，只见她正把一碗米饭摊在一个米筛上晾晒。他问她在干什么？她得意扬扬地说这是她跟一个菜农学的做饭新招。舀半勺米，煮成松松的一层软饭，在风里晾成硬饭粒。再加水煮，再晾。如此三番之后，半勺米就能煮成大半锅饭。至此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她吃了满满一盒的饭，依旧会昏倒在绘图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