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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手表物语19531966（第1页）

第六章手表物语（1953—1966）

我是一只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我出生在一个“瑞士制造”是钟表工艺的代名词的时代里，可是我却为自己身上的意大利血统而感到自豪。我有一个直径为47毫米的超大型表壳，它用螺旋的方式固定在表身上。表身和表耳焊接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表壳上的杠杆锁定，让我能够潜入海底200米之深而不用担忧进水，而表面的夜光罗盘可以使佩戴我的人，在幽暗的水底世界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时间显示。虽然沛纳海作为一流的运动表闻名全球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但它超级帅气的表型，超级坚固的机身，还有绝对超前的潜水功能，早已让它享誉欧洲大陆，成为每一名意大利皇家海军最值得夸耀的拥有品。

当我还是一堆零件，散落在佛罗伦萨圣乔凡尼广场的一家钟表作坊的工作台上，等待着一个叫吉塞普的男人——他是沛纳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把我组装成一只时尚而实用的腕表时，一场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场战争的烽火，把许多城市夷为平地，在许多张全家福照片上掏出了窟窿。可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春天的脚步，即使战争也不能。树木有自己求生的方法，总能在战火焚烧过的焦土中找到一线绿色通路。受了伤的城市在努力铲除着伤疤和死皮，新肉飞快地盖过了腐肉，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战前的那个样式，只是节奏快了许多。战争叫人懂得了耐心不再是美德，获取和行乐都需要及时。

就在我问世的那一年里，我的国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报纸上那张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倒挂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尸体的照片，尤其是他右边脑壳上那个渗流着脑浆的伤口，还有她那个**在衣服之外，已经死了却还没有死透的腰肢和胸脯，依旧还是许多饭桌上的谈资。可是这桩新闻在行走了一年之后终于渐渐显露老态，长出了皱纹和寿斑，被一些更年轻的新闻所覆盖。那一年里最大的新闻当然是全民公投。在广播里旋风一样的声音的鼓动下，女人们来不及脱下油渍渍的围裙就跑到街上，用沾着橄榄油和果醋的手，第一次在一种叫作选票的纸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每一个签名，都会把她们的国王，一个叫翁贝托二世的英俊男人，从王座上推得更远一点。其实她们对共和制的了解，并不比赛马的规则更详尽一些，她们只是忍不住想在男人们已经玩了几个世纪的政治游戏里，颤颤巍巍地湿一湿自己的手指。

而在美洲大陆，在一个叫阿根廷的国家里，出现了一个叫玛丽亚·伊娃的女人。这个女人凭借着她还是风尘女子时就学会了的一支探戈，一路舞进了一个叫胡安·庇隆的将军的心里。她把他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又在他的事业上压上她自己的野心。她每周声嘶力竭地在国家电台里，为他呐喊铺就着一条走向统治巅峰的艰难路途。她楚楚动人地对聚集在收音机前聆听她声音的人们说：她和他们一样，都是一群“衣不蔽体”的穷人。当他们为她颠沛流离的少女岁月黯然神伤时，在她卧室的抽屉里，卡地亚珠宝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新一轮的抛光。

遥远的东方也在发生着一些怪异的事情。在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一个姓马歇尔的美国人，夹在叫周恩来和张群的两个中国人中间，签署了一份和他的国家似乎无关的停战协议。这个协议更为具体的名称是：《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上被聚光灯定格成永恒的马歇尔，发际线已经溃不成军，两眼虽然落在胸前那排擦拭一新的勋章上，眼角的余光里却飞进了中国女秘书旗袍袖管里**出来的一条玉臂。这位踌躇满志的美国将军绝对没有想到，那份落着他龙飞凤舞的签名的合约，仅在几个月之后就成了一张废纸，那个他试图以军人的信誉为之作保的国家，很快就陷入了一场为期四年的疯狂内战。

而当时，我仅仅还是一堆零件，散落在圣乔凡尼广场的一家钟表作坊的工作台上，等待着钟表匠吉塞普·沛纳海赋予我生命。那一刻里，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仿佛都跟吉塞普全然无关。不是因为他无知，而是因为他专注。其实他也和当时诸多有身份的意大利男人一样，喜欢在喝咖啡的那个短暂间暇里翻一翻报纸，以储备晚宴时的谈资，他清楚地知道那一阵子市面上有什么样的新闻。可是他一旦坐到工作台前，在上下眼睑之间插上那只小巧却精准的放大镜时，世界的门就在他身后关闭了，他眼里就只剩下那堆零件。他的目光像一把无所不至的微型扫帚，仔细地拂扫过零件表面的浮尘，寻找着一样可以把无数零乱的个体穿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东西，那样东西的名字叫灵魂。

那年吉塞普人到中年了，头发已经稀疏，说话的语气里也有了第一丝的迟疑。那年离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沛纳海钟表生意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载，年轻时泛滥的野心，正在被岁月的刀片修裁成条理分明的审慎。他手下雇着一群技艺精良的工人，他不再需要亲手制作每一块钟表。但是任何一块经过他的手而诞生的钟表，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待售的商品，而是一件留有他亲笔签名的限量版艺术珍品。

我清晰地记得我问世那天的情景。当吉塞普拧上我的后盖，把我贴到他的耳边，聆听着我第一阵强壮的心跳时，已是傍晚，店门前的煤气灯已经点亮。其实还未到掌灯时节，只因为下雨，天就黑得比平素早些。他把我放进一个金丝绒盒子里，摆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上，就瘫靠在了身后的椅子里。他的脸颊和颧骨塌陷了下来，皱纹深刻而绵长地爬了一脸。他仿佛刚刚经历了六天的创世，正在享受第七天的安息。每完成一块腕表，他的身子又干瘪了一些，创意在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他的精血，那一刻他几乎就是一个老人。

突然，一阵叮当的铃声把吉塞普从恬息中惊醒，那是悬挂在门前的风铃。门被推开了，地板上投下两个湿漉漉的人影，是一对从纽约来佛罗伦萨旅行的美国夫妇。那对姓奥斯特的夫妇，有一个马上就要从高中毕业的儿子。这个叫斯蒂夫的年轻人，在还没有学会走路时，就已经学会了游泳，酷爱一切与海相关的运动，平生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两年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一个儿子的奥斯特夫妇，不想让另一个儿子再在战场上冒险。尽管天下似乎太平了，但谁能担保任何一场看起来寻常的小争端不会引爆另一场战争？奥斯特夫妇的担忧，不幸在四年之后成真，那是后话。他们决定动用原本退休用的积蓄，买一只以防水功能著称的沛纳海手表，作为毕业礼物送给斯蒂夫，以鼓励儿子去追求第二梦想：职业潜水教练。

奥斯特夫妇走进店铺后的第一眼，就落到了躺在金丝绒盒子里的我身上。他们立刻意识到：再也没有第二眼的必要。倒是吉塞普有些措手不及，他没想到我的身上还残留着他指尖的余温时，我就要离他而去了。他很有几分不舍，在把我装进礼品袋的时候，还暗暗期待着奥斯特夫妇会改变心意。

可是他们没有。

“你是为大海而生的，就让你到大海去吧。”

这是吉塞普临别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吉塞普的店铺，跟着奥斯特夫妇开始了从欧洲到美洲的漫长旅途。这只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跨洲之旅，以后还会有第二次，比这次更遥远，充满更惊险的细节。

那个叫斯蒂夫的年轻人，在拆开父母递给他的礼物时，欣喜若狂。可是奥斯特夫妇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儿子会带着这份原用于催生第二梦想的礼物，偷偷地投奔了第一梦想。斯蒂夫到底也没有成为一名潜水教练。一个月后，他背着他们报名参军。在体能测试中他有一项指标没有达到标准，因而没能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却当上了一名步兵。在服役的第四个年头里，他被派到了一个叫朝鲜半岛的地方。于是我就跟随着他，开始了我一生中第二次漫长的跨洲旅途，从美洲大陆来到了亚洲大陆。

在入朝的半年前，斯蒂夫还不知道世界地图上存在着一个叫朝鲜的国家。他仅仅是因为喜欢大海，才心血**地想到了参加海军。在前往海军的路途中，他阴差阳错地拐进了陆军营。他没见到大海，却被阴差阳错地卷进了一场离海洋非常遥远的内陆战争。他的生命轨迹是许多阴差阳错的总和，那些阴差阳错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了他的性命。

斯蒂夫是在入朝的第三年死的，不是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在一条貌似平静的小溪里。那天正好是两场战役中间的一个歇息时段，斯蒂夫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地处山脚下的村庄里。村外有一条小溪，是汇集了山上的瀑布水流而成的。斯蒂夫想下水洗一个澡，他把衣服和手表脱下来，打成一个小包挂在一根树枝上，便**裸地跳入了水中，却再也没有从水里出来。

当斯蒂夫的死讯传到纽约时，奥斯特夫妇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们那个有着一身蛟龙般好水性的儿子，竟然会淹死在一条几乎可以看得见底的小溪流之中。官方的解释是漩涡，而奥斯特先生却有他自己的猜测。“斯蒂夫只是累了，他厌倦了那份充满了阴差阳错谬误的生活。”奥斯特先生这样对夫人说。

那个叫斯蒂夫的少年人，一生向往大海，最后却死在小溪中。虽然海和溪之间有着几乎遥不可及的距离，可毕竟都是水，他勉强还算死得其所。

我并没有跟随斯蒂夫离去。在几经辗转之后，我落到了一个中国人手里，在他身边又苟活了十三个春秋。和吉塞普当年的临别赠言相违，我终生没有见识过大海。从诞生到销陨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唯一见过的水，是带着刺鼻氯味的游泳池，还有交缠着水草和烂菜叶的河流。

沛纳海手表的最初设计灵感来自浩瀚的大海，但是每一只沛纳海手表，在希冀走向大海的途程中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我羡慕，哦不，我该说我嫉妒，我的一些同行，它们虽非个个出自沛纳海的手，然而它们离开沛纳海的店铺之后，就直接戴在了某位意大利皇家海军的手腕上。它们抑或在海面上帮助自己的主人掌控航行方向，抑或在海底睁大它们的荧光绿眼睛，为主人指点时间。它们跟随着主人，在尚未问世就已经预定了的那个计划上，画下了一条条荣耀的轨迹。而我，这只由吉塞普·沛纳海亲手所制的手表，却被终身囚禁在一片与蓝色绝缘的陆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毫无色彩和起伏可言的乏味生活。

从出生那天起，我就在用我的灵魂寻找大海，可是大海却没有回应我的呼唤。或许她也在寻找我，只是我们的信号不在一个波段上，我们中间隔着一条任何信号都无法穿越的鸿沟。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大海最近的机会是斯蒂夫，我原本指望他为我找到入海口，可是他只走出了一小步路就拐入了死胡同，他倒在了我的希望还没来得及绽放的那个路口上。

我终生没能找到大海，直至死于非命。

全崇武在走廊里踱过来踱过去，等了一个多小时，依旧还没有人叫他进去。

他要进去的这扇门上，贴着一个毛笔写的牌子：“市委组织部”。那个“织”字的最后一捺上，拖着一坨重重的似干未干的墨汁。门关着，却没关严，漏出一些挤扁了的话语声。门**叠地摆放着几张椅子，椅子旁边堆着几摞一人高的用绳子紧紧捆住的卷宗。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拨又一拨的政府，城市似乎永远处在搬迁之中。现在它终于从车轮上卸下来了，卷宗上的灰尘五花八门，一如进出那扇门的人。

等终于叫到他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他推门进去，肚子不知廉耻地叫了一声。他一愣，不是因为肚子，而是因为屋里的那个人。那人穿了一件灰卡其中山装，每一个纽扣都在喊着立正，连脖子上露出的那一圈白衬衫领子也是如此。其实那是当下街面上每一个有头脸的男人的标准装束，只是穿在那人身上有些陌生。崇武从十四岁起就在那人的手下当兵，他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他是他的班长；后来他当了排长，他就是他的连长。后来他升了连长，他也升了，就成了他的营长。再后来他们一起进军南下，崇武还是连长，他却升了副团长。再后来崇武去了朝鲜战场，他留在地方上任职。三年之后崇武从朝鲜回来，他还在地方上工作，却不再穿军装了。

“首长好！”崇武并紧两腿，啪地行了一个军礼。右手触到额头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已经没有了军帽。

那人依旧伏在桌子上看文件，没抬头，也没吭声。崇武突然意识到他犯了一个时间和地点上的错误，就嚅嚅地改了口：“于，于部长，我回来了。”

那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铁一样硬实的眼角终于流出一条细细的笑颜。

“毛发无损，美国人的枪子儿也认人。回来就好，该换下那身皮了，得适应地方工作。”

崇武抻了抻洗得有些短了的军装袖子，说：“不习惯。”

那人哼了一声，说：“没了领章，就是公鸡掐了鸡冠，穿着也没样子。”

崇武笑了，终于轻松下来。他没白给这个男人端过这么多年的洗脸水，背过这么多年的黑锅，挡过这么多年的枪子儿。他是他的部下，而他过去是，现在还是，他的首长。

那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说：“这是介绍信，你处理完内务就去报到。”

他接过信封，开了一半，又合拢，神情有一丝犹豫。

那人觉出来了，问有困难吗，他摇摇头，说：“困难没有，只是，我听说那里都是女工。我怕，领导不好女人。”

那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也有怕的时候？你听谁传的狗屁消息？人家那是纺织机械厂，不是纺织厂，男女职工比例是大半对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