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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麻雀物语19581969（第4页）

“你该走了。再说，我哪有这么多米虫喂你？”

有一天，我的贵人拿了一把剪子，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她是来剪我脚上的绳子的。

我的贵人肚腹已经很鼓胀了，外套底下的两颗纽子扣不上了，便随意敞开着，露出里头一件挂了丝的毛衣。我的贵人实在是个不懂得打扮的女人，身上穿的永远是说不上颜色的衣服，那是深浅不一的衣服混在一个水桶里洗出来的结果。

“妈，我不想叫雀子走。”她的女儿扯住她的衣襟说。

她女儿穿的那件毛衣也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了，袖口耷拉着一根长长的线。

“雀儿有翅膀，就得飞，跟人一样，有脚就得走路。我拿根绳子把你拴上了，叫你走不得路，你难受不？”妈妈说。

女儿想了想，就没了话。

绳子剪断了，贵人把我放到了她的掌心。她的手掌有很多裂纹，在一只雀子的眼中那就是深沟。贴着那些纵横交错的沟壑我感觉温暖而安全，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

我的贵人打开窗子，把我往天上一抛，说：“你飞吧，越远越好，远了才有食。”

我已经很久没使用过翅膀了，翅膀像是用糨糊贴在我身上的异物。我跌跌撞撞，摇摇欲坠，是风勉强托住了我。我挣扎了几下，我的脑子开始和翅膀对骂。脑子是个泼皮，又凶又倔，翅膀不是对手，最终在脑子跟前服了软。我再往下一看，突然看见了屋顶两垄瓦片中间长出来的一棵小树，才明白我已经飞高了。

虽然我每天都能从窗口看到天和云，但是玻璃窗里的天和云与玻璃窗外的天和云却是如此不同。外头的蓝和白都带着刀子，稍不留神就割你的眼睛。树已经不是先前的树了，它们已经换过了一层皮。从前的那层皮是清一色的绿，而现在的这层皮说不清颜色，有点黄，有点红，又有点灰，像我的贵人没洗明白的衣服。我看见街边的那棵槐树下有一群男孩在抢一只皮球，一个男孩把另一个男孩撞倒在地上，倒下的那个没哭，哭的却是撞人的那个。我看见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驮着一个小女孩，大概是他的女儿，也许三岁，也许四岁，看上去依稀像全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全力，其实全力从来没骑过她爸的肩膀。全力不仅没骑过她爸的肩膀，她甚至没有拉过她爸的手——那是题外话。我还看见一个驼背的老头扛着一只圆肚子的小铁炉子在喊“爆米花啰”，那个“啰”字拖得很长，拖到最后没了力气，就拖成了结巴。有一个女人从家里舀出一杯米交给老头，老头把米倒进铁炉的肚子里，黑压压地立刻围上了一群看热闹的孩子，都捂着耳朵，期待着也害怕着米炸成花的那声巨响。冥冥之中孩子们仿佛已经知道了，这一杯闲米，这一声巨响，将很快从现实中淡出，变成模糊的记忆，因为一场饥荒已经隐隐地匍匐在街口等待着他们了。到那时缸里再也不会有可供爆花的闲米，驼背老头的铁炉子，也将躺在一个墙角里慢慢生锈。

街上的热闹实在太多，我看着看着，就忘了时辰。我毕竟不过是一只几个月大的贪玩的雀子。

后来，天渐渐晚了，街市的景致一样一样地暗了下来。我突然有些害怕，我想家了。世上纵有万般的新奇，可是在那一刻里，我还是想念那只沟壑纵横的手掌。

我费了一些力气找到了回家的路。我在那个熟悉的窗口停下，隔着玻璃，我看见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男人的两只眼睛分作两个用途，一只盯着碗里的饭食，另一只爬在碗沿上，看着摊在桌子上的一份报纸。

“不就是说错了几句话吗？已经处理了，还要加刑。有这么严重吗？”男人自言自语道。

“谁啊？”

女人凑过头去，也想看一眼男人的报纸。男人抖了抖手指，把报纸抖到了离自己更近的地方。

“说了你也不懂。”男人说。

男人又接着看报纸，这回看的是中缝。

女人突然听见了窗户上的响动，她转过身来，发现了我，脸瞬间被惊喜洗成一片绯红。

“皇天，是雀儿。这雀儿走了一天，又回来了。”女人兴奋地扯了扯男人的袖子。

女人和女孩扔下饭碗，踢踏踢踏地跑过来开窗子。我哗啦一声飞进来，停在了女人的掌心。女人的手上永远沾着水，每一条沟壑都还是原先的样子，我安了心。

“这小东西，还真找回来了。”男人扫了我一眼，脸上裂开了一条缝。

我回家三个星期之后，我的贵人，那个叫朱静芬的女人，生了。她是在走路时绊在一块水泥板上摔了一跤而早产的，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才回家。当她坐着三轮车进门的时候，我的心抽了一抽。

那天让我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我的贵人。半个月没见，她一下子瘦了一圈也白了一圈——是那种血被抽干了的惨白。第二件事是那个裹在棉被里的婴孩。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那张布满皱纹的小红脸上，长着三只眼睛。第三只眼睛正正地生在眉心，只有我能看得出来。那是一只天眼。

这个孩子从钻出娘胎的那一刻起，就得为那只眼睛遭罪，因为她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婴儿裹在一件天蓝色的绒线斗篷里，靠在椅子上晒太阳。“靠”在这里是一种委婉说法，更准确残酷一点的说法是绑。婴儿还不懂什么是坐，大人用一根布带把她绑在椅背上，勉强固定成一个和坐相近的姿势。

孩子哭倦了，脸上挂着泪，正闭着眼睛养神。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大人们会渐渐发现她经常嗜睡，没事就爱闭上眼睛。当然没有人知道，她其实就是看得太多，她的眼睛累了。

“让我抱一抱她吧。”鸭蛋央求说。

鸭蛋是邱阿婆的远房亲戚，初中毕业两年了，不安心在乡下种田，就跑到城里来想随便找份事做。正赶上静芬生产，邱阿婆就把她送过来照料静芬坐月子。

“得狠一狠心。我坐完月子回去上班，托儿所的阿姨哪有时间抱她？整天这样哭，叫人背后说全书记家里娇惯孩子。”静芬说。

静芬额上缠了一条毛巾，身上披着一件全崇武的大厚棉袄，懒懒地靠在床头看窗外的景致。这个时节没有什么景致，井边那棵树上的叶子都掉秃了，露出一个蓬头垢面的鸟窝。全力正在树下踢毽子，鞋底钉的那块车胎皮踩在地上发出吱纽吱纽的声响。日头亮得晃眼。她知道日头最亮的时候，就该下坡了。下坡之前的日头有劲道，晒得她脖子和背上湿黏黏的，痒得像爬了一身的虱子，却擦洗不得。这个月子坐得有些煎熬，肚皮上那条蜈蚣一样长的伤疤还没有完全收口，她沾不得水。医生说要是养不好身子，她就再也不能生了。

孩子已经有名字了，刚刚起的，叫全知。她一时还叫不习惯，觉得拗口。崇武先前起过一打的名字，什么军啊钢啊杰啊，都是预备着用在男孩身上的。没想到来的又是一个女孩，心思一懈怠，就懒得起名字。她知道他为什么最终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那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名字里，就有一个知字。

“书记是个多大的官？”鸭蛋问静芬。

“管千把个工人吧。”静芬说。

鸭蛋啧啧地叹了一口气。一千人和一个国家对她来说没有区别，她视野的边界只是一个村。

“不要老是官啊官的，你大哥他不喜欢听。”

“官就是官嘛，好事不丢人。”鸭蛋嘟哝着说。

两人正说着话，全崇武推门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