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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苍鹰物语19962001（第1页）

第七章苍鹰物语（1996—2001）

我是一只苍鹰，我生活在中国南方一片地处城市边缘的树林子里——我是说在我还是一只雏鹰的时候。那时候的城市比现在小很多，而树林子却比现在大很多。城里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若略一走神，就有可能把轮子踩出城市的边界，侵入野兔、斑鸠、苍鹰的领地。

我刚出生五天的时候，体积就已经比我的兄弟姐妹大出一倍。当我第一次试试探探地在鹰巢边缘站立时，我就能毫不费力地用我稚嫩的喙击碎被风带进巢里的山果。我刚能站定，就迫不及待地恳求父亲带我试飞。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我刚刚成形的翅膀在身体上拍打五次，然后缓慢地滑向天空。假若你看到那天我的翅膀在云彩中剪出的弧线，你一定会以为我已经和天空进行过千万次的对话。为我护航的父亲马上意识到了：尽管所有的苍鹰都是为天空而生，但天空只会格外眷顾那千百只中的一只。而我，就是那幸运的一只。

在最初的惊讶终于被骄傲所替代之后，父亲哽咽着对我说：“孩子，你将成为这个林子的王，所有的树木和所有的飞禽，都将由你掌管。”我没有说话。父亲以为我的沉默是出于一只幼鸟对长辈的敬重，其实他并不知道我的心思。我对权力没有任何欲望，我既不愿意引领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引领。我不需要一整个林子，我也不需要跟在我身后对我俯首帖耳的鸟群。我只需要一角独属于我的天空，好让我享受离群索居的自由。就像世上大多数父亲一样，我的父亲爱我，却不真正懂我。

很快我就不再需要父亲护航，我开始了独自的飞行探险。我父母为我划出了一个严格的活动空间，可是我不断地用我的翅膀冲撞着这条无形的警戒线，今天一尺，明天一丈，每天都在拓展着属于我的疆界。三个月后，我的疆界已经突破林子的边缘，进入了城市的领空。

随着我的飞行技艺日臻完善，我的野心渐渐延伸到了猎物上。刚开始时，我和大多数小苍鹰一样，靠捕猎野雀田鼠为食。但很快我就厌倦了这些体形瘦小、生性胆怯懦弱的玩意儿，我开始寻找更为刺激的猎物。在成功地捕食了一只体积与我相等的山鸡之后，我把眼光放到了更大的猎物身上。几天之后我就找到了我的目标，那是一只坐在一棵枝叶稀疏的老树下晒太阳的野兔。她怀着孕，似乎马上要生，肚腹里的孩子在她原本就硕健的身形上又添加了一层厚脂肪，她看上去明显比我重。怀孕懈怠了她的警觉，当我以风一样的速度扑向她，用铁钉般的爪子撕开她的胸脯时，她的眼中闪过的是一丝猝不及防的惊愕。

无往不胜的经历使我犯了一个所有年轻苍鹰都可能犯的错误：自负模糊了我敏锐的判断，我忽略了母性可能产生的孤注一掷的力量。就在我的爪子钩扯住她的心脏，全身心沉浸在她的鲜血带给我的那种厚黏温热的狂喜时，她把最后一口呼吸积攒成一股蛮力，一下子咬住了我的右脚。一阵麻木如电流窜过我的全身，但那还不是疼——疼是后来的事。我看见山林树木在她眼中渐渐浑浊，可是她至死也没有松开她的牙齿。

当我最终把她从我身上剥离开来时，我已经筋疲力尽。四周的草木被我的翅膀扫得一片混乱，像是一个经过了千军万马踩践的古战场。这时我才明白了死亡和仇恨碰撞时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她几乎咬穿了我右脚的筋肉，现在连着我的爪子和脚踝的，只是一根裂了缝的骨头。我试着像往常那样用翅膀拍了拍身侧，我惊恐地发现我根本无法滑翔，那只伤脚用万仞高山的重量，将我的身体沉沉地坠在了地上。

天晚了，树枝间漏下的阳光渐渐变得倾斜淡薄，夜色最终抹平了树林和天空之间的沟壑。远处虫子开始没心没肺地鸣唱，略近一些的地方，大约是在某个水洼边上，青蛙断断续续半心半意地擂着鼓。我心里漾上一丝绝望。早上我飞离窝巢的时候，还是一只踌躇满志的小苍鹰，觉得这世上没有我的翅膀所无法丈量的天空，也没有我的利爪所无法征服的猎物。虽然我父亲一直教导我每一只苍鹰一生里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我绝对没想到我的第一次磨难就会让我从巅峰坠入低谷，而且有可能永无翻身之时。

我开始思念我的父母，我温暖的窝巢，还有藏匿着我窝巢的那一角树林。

但是我最思念的，还不止这些。

我最思念的是天空。

想到这只残脚也许会将我和天空永远隔绝，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感到了疼痛——不是脚，而是心。心的疼痛几乎让我忘却了脚的疼痛。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我睁大眼睛，看着第一缕晨光把黑布一样的夜空撕开第一条缝。那条缝越来越宽，又衍生出了许多条别的缝，最终黑布被扯成了碎絮。一个想法在我心中渐渐成形。

我用那只完好的脚站立起来，用翅膀扫拢那具躺在不远处的野兔尸体。在和我的剧烈撕扯中，她的身体已经成了一堆惨不忍睹的碎片，只有嘴巴还大大张开着，保持着那个鱼死网破的狰狞架势，上下排牙齿中间咬着一团血糊——那是我脚上的皮肉。经过一夜的风吹，她的血已经凝固成硬团，皮肉也失去了最初的鲜活弹性，可是她依旧不失为一顿丰盛的早餐。我有条不紊地从那堆烂肉里挑出五脏六腑，慢条斯理地喂饱了自己。我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将会耗费极大的能量，我需要尽可能地积攒力气。

终于吃完早餐，我在身侧的羽毛上仔细地清理过了我的喙——我不想让她的血和我的血交杂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对伤脚发起第一轮进攻。我的喙是钎是锤也是凿，我一下又一下猛烈地敲击着连接我爪子和脚踝的那根骨头。那根看上去藕断丝连的骨头却依旧坚硬如铁，我的喙敲啄上去溅出一丝丝火星子。我一刻也不敢停息，因为我知道一旦停下，疼痛就会如滔天的巨浪把我扑倒在地，我再也没有勇气重新站立。假若在我和自由的中间站立着疼痛，我必须吞啮疼痛；假若在我和自由的中间站立着生命，我必须消灭生命。在自由面前，疼痛是尘土，生命也是。我只能为生命选择疼痛，为自由舍弃生命。

我不知道我对那根骨头发起了多少轮进攻，也许十次，也许百次，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数算。当那团带着筋骨碎屑的血肉终于从我喙间脱落时，我只看了一眼，便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时，我从日头和树梢的相对位置猜出大约是晌午了。我靠着树干用残存的那条腿支撑起了我的身子，我立刻感到了锥心的疼痛，可是那座坠着我身子的万仞高山消失了。我用翅膀试试探探地拍了五次身侧，我感到了一股陌生而笨拙的滑力。这股滑力不够大，只带着我跌跌撞撞地在草地上蹦了几蹦就消耗完了，但我却欣喜若狂：我知道这虽然还不是飞，但却是飞的第一个先兆。

我又尝试了几次，一次比一次更靠近飞的架势。终于有一次，我的翅膀营造了足够强大的滑力，我被推上了天空。我在空中挣扎了几个回合，几乎摇摇欲坠，却终于渐渐稳定了下来。就在那几个回合的挣扎中，我摸索出了一个合宜我的飞行姿势：我的一只翅膀朝下指着大地，另一只则朝上指着天空，我看上去几乎像是一只被风撩翻的风筝。后来人们常常用“潇洒”“酷”“飘逸”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我这种独特的身姿，他们并不知道，我只是改变了翅膀的方位来重新找回我一度失去的平衡。

失去右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的窝巢，我不想打碎我父母心目中那个未来林中百禽之王的美好憧憬。我尽可能地避免飞近我所熟悉的那片树林，而把我的活动空间集中在树林边缘和城市交接的地带。

我经常在城市上空盘旋，并在城区中难得的几片小树丛中驻留。我发现城市的边界线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四围延伸，昨天还是农田的地方，今天就有可能是车道。无数座造价低廉、外形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如雨后的蘑菇，在每一块哪怕小得可怜的空地里拔地而起，我必须用加倍的眼力才能在市区里找到一片绿地。即使找到了，绿其实也不再是真正的绿，它早被遮天蔽日的尘土染成灰或者黄。

在我离群索居的孤独旅程中，我发觉我丢失的那只脚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存活于我的体内：它变成了一只隐形的眼睛。这只眼睛既不长在前额，也不长在头顶，它长在了我的脑后。这只额外的眼睛将我原本二百七十度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了三百六十度。这个演变让我异常震惊，过了很久我才渐渐习惯了它带给我的巨大冲击。三百六十度意味着什么？三百六十度意味着我看见任何一样东西的正面时，我同时也看见了它的背面；我不仅能够看见光，我还能够看见光身后的影。三百六十度意味着世界再也没有死角，万物从此对我再无隐秘可言。

随着我一步步深入城市的腹地，越来越多藏而不露的隐秘渐渐向我打开，我那没有盲点的视野一次又一次带着我进入了许多颠覆性的探险。我发现这座叫温州的城市其实并不是一座城市。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是由两座城市组合而成的，一座套着另一座，像俄罗斯套娃。第一座是明城，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的城市，它的边界是由一群环绕其四周的矮丘和破旧的围墙构成的。而另一座却是外人所无法看见的影子城市，它是从明城所投下的阴影里滋生出来的。

我每天从城市的上空飞过，看见风把昨日或者前日的忧愁烦恼像积尘一样地归扫到明城的围墙根上，而隔天又会有隔天的风扬起隔夜的尘土，把它归扫到影子城的街巷中去。两个城市的人不仅靠不同的食物为生，他们也说着不同的话语，各有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和行事规则。两个城市中间并没有明显的隔墙，可是两边的人都清晰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自觉地恪守着那条无形的边界线，谁也不会轻易踩入不属于自己的地界。

然而偌大的一个都市总会有一两个领受了上帝神谕的人，他们生来就谙熟两座城市之间的隐秘通道，无师自通地掌握着两个世界的生活习性、话语系统和做人的规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从中间劈开，一半献给明城，一半丢给影子城。他们在两个城市间穿梭自如，两边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下面记载的这个故事，就是我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男人。

刘年锁上办公室的门之前，看了一下手表，是十二点二十六分。子夜。

投资方在签完合同的当天下午就飞回了香港，他们早已预料到了消息公布之后可能会引起的**。“我们对你的危机处理能力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临别前他们对他说。

他是传达噩耗的那个人。他们把他扔给了狼群。

他被堵在厂里已经整整两天。这两天里唯一的食物是公文包里带着的一包苏打饼干，香港人吃剩下来的半盒酒心巧克力，还有进办公室时泡的那缸子已经变了味的**茶。没有人给他送过饭。他没告诉全力这几天发生的事，他只对她说他在外地出差。

他本来是完全可以指望小曾的。小曾是他亲手从一个普通的线圈工人提拔起来的工会干部，小曾完全可以到厂子对面的小铺为他叫上一碗热汤面。没有人会阻拦小曾，因为小曾和这件事毫无干连，他没有公愤。

可是小曾没有。小曾把办公桌抽屉里的所有物品收拾进一个网兜，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是句号，是问号，也是惊叹号。那一眼看不出感激，却只有诅咒。

小曾的那一眼在刘年心里存了很久，一直存得长出了绿毛。新公司的留任人员名单中，没有小曾的名字。在香港人以效率为轴心的企业蓝图里，已经不需要一个会写写画画，谙熟所有计划生育用品的政工干部。世事总是如此：千样的好能被一样的坏一笔勾销，千样的坏也能被一样的好彻底抹除，都得看那好和那坏发生在什么节骨眼儿上。发生在眼前的总是一叶障目，而离得远的，总会被渐渐淡忘。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能扳得过时间的手腕。

并不是厂里所有的员工都参加了闹事。有的人领了安置费，发过几句象征性的牢骚——居多是做做样子给参加闹事的人看的，还没等安置协议书上的签字墨水干透，就痛痛快快地走出了厂门。他们是厂子里的能耐人，他们在改制的传闻还只是天边隐隐约约的一丝风声时，便已经给自己铺好了退路。其实，他们中有的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别的活路——他们从来不怕没有路。

可是这批人毕竟是少数。剩下来的大多数人里，有一块是难啃的骨头。他们或是病，或是弱，或是困，他们除了厂子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是一驾马车里发出最大响声的那个锈轮子。对付这群人香港人有经验。香港人毕竟在英国人手下活了这么些年，见过了世面。香港人说钱能解决的，那都不算是事情。刘年不傻，一点就通。他早已想好了对策：他会和他们不松不紧地绷上一阵子，然后再给他们加几滴油。不能太快，也不能太多，节奏和数量同样重要。还是那个老道理：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能扳得过时间的手腕。再响的轮子，假以时日，终究还会接受油的安抚。

其实最难对付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参加建厂，或者在建厂初期就进了厂的老人，有的一家三代都是厂里的职工。对他们来说，厂是他们盛饭的碗，靠背的大树，装心的匣子。饭碗丢了可以再找一只，树也总是可以另换一棵的，只是装了一辈子心的匣子没了，就得再花上一辈子去找个新的。可是谁还能有两辈子呢？厂没了，这些人的心就没了着落。这些人的叫嚷，怕是十个百个香港人的脑袋瓜子再加上全世界的油，都很难安抚得了的。他们是刘年嘴里最硬的那块骨头。

包围厂子的工人半个小时前终于散了，可是刘年却不想马上就走。他离开办公室，走下楼梯，在拐角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厂里所有的机器设备都关了，周遭连虫鸣也听不见一声，只有门口的那盏路灯，在发出一些嘤嗡的声响。从压仓库的小工到车工，再到技术员，再到技术科长，再到厂长，他在这个厂里已经待了二十几年。他进厂的时候，就有这盏路灯了，它见过的日子比他多。他在厂里加过无数个夜班，可是这些年里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盏路灯有这么大的嗓门儿。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其实它从来如此，它只是被机器的声音压制了多年。今天它终于可以吐气扬声，可惜它的好日子到底也没有几天。下个月，注资后的新公司就要正式挂牌开业，灯虽然还待在老地方，可是它服侍的，却不再是同一个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