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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埃文希普曼97在丁香园咖啡馆（第2页）

“不可能是译文的问题，”埃文说，“同一译者翻译托尔斯泰的东西翻译得是很到位的。”

“这我知道。记得我一直想看《战争与和平》，后来找到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译本，才算了了心愿。”

“他们说她的译文尚有改进的余地，”埃文说，“虽然我不懂俄文，但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尽管你我看的都是译本，但那部小说的确十分精彩，恐怕是最伟大的传世之作了，令人手不释卷、捧读再三。”

“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就不能捧读再三了。一次到施伦斯去旅行，我随身带了本《罪与罚》，但是等到把施伦斯的藏书看完，再没有书可看的时候，也无法将《罪与罚》‘捧读再三’。于是我就看奥地利的报纸、学习德语，直至后来找到几本泰赫尼茨版的特罗洛普的书。”

“愿上帝保佑泰赫尼茨！”埃文说。此时，威士忌已失去了那种火辣辣的口感，加进苏打水，只给人以烈性酒的滋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坏蛋，海姆，”埃文继续说道，“他最擅长写坏蛋和圣徒。他写出了不少了不起的圣徒。可惜，他的东西你看完就不愿再看第二遍。”

“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倒是想再看一遍。也许看第一遍时怪我眼拙吧。”

“这本书有些情节（也许是大部分情节吧）的确值得再看一遍，但这本书再怎么伟大，也会叫你义愤填膺。”

“哦，你我有幸都看过一遍了，就等着出更好的译本喽。”

“你可不要抱太多的指望哟，海姆。”

“不会的。我要重读这本书，只是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深入其中，领会它的内涵。”

“说得好。来，我要用让的威士忌为你鼓劲。”埃文说。

“他送来这么多的威士忌，一定会遇到麻烦的。”我说。

“他已经遇到麻烦了。”埃文说。

“怎么回事？”

“他们眼下正在更换资方。”埃文说，“新来的老板有意招揽新生意，招揽乐意花钱的主儿，打算添设一个美国式的酒吧。侍者要穿清一色的白制服，海姆。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准备把胡子刮干净。”

“对于安德烈和让，那绝对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也得行。”

“让留胡子可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早在骑兵团服役时他就留起了这款龙骑兵胡子。”

“如今，他就要忍痛割爱，把胡子剃掉了。”

我把杯中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吧，先生？”让问道，“希普曼先生，你也再来一杯？”他那龙骑兵胡子又浓又密，低低地垂下来，已成了他清瘦、善良的脸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他光秃秃的头顶亮得发光，上面稀稀拉拉盖着几绺头发。

“别再给我们拿酒了，”我说，“别冒这个险。”

“没事的。”让低声对我们说，“现在这里乱成了一锅粥，许多人都要辞职了。就这样吧，先生们。”他提高嗓门说完最后一句，转身进咖啡馆去了，接着就见他端来了一瓶威士忌、两只大玻璃杯、两个标有十法郎的金边碟子和一瓶德国产的赛尔脱兹矿泉水。

“不敢这样，让。”我说。

他把玻璃杯放在碟子上，满满斟了两杯威士忌，满得几乎都要溢出来了，然后将余下的酒送回咖啡馆里去了。我和埃文往杯子里喷了一点矿泉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识让，真是一件幸事，”埃文说，“要不然他可能会因醉酒而死的。”

“这么两大杯，该如何是好？”

“喝下去，”埃文说，“这是一种抗议，是对老板们所采取的直接行动。”

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我去丁香园咖啡馆写作，安德烈给我送来一杯牛肉汁，那是一杯兑了水的浓缩牛肉汁。他身材矮小，一头金发，原来脸上蓄着短而粗的胡子，现在却光秃秃的像个牧师。他穿着一件美国酒吧招待的那种白色上衣。

“让呢？”

“他恐怕明天才回来。”

“怎么啦？”

“他一时还有点想不通。想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一直都在重骑兵团里服役，曾经获得过十字勋章和军功勋章。”

“我不知道他原来负过重伤。”

“并非因为负伤而荣获勋章。他固然负过伤，但那是另外一种勋章，是嘉奖作战勇敢的战士的。”

“请你转告他，就说我向他问好。”

“没问题。”安德烈说，“他思想闹别扭，但愿别闹得时间太长。”

“请你也向他转达希普曼先生的问候。”

“希普曼先生和他在一起呢，”安德烈说，“他们俩一起搞园艺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