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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第5页）

“你感觉怎样？”

“非常好。”我回答说。其实，我心里正在绞尽脑汁回忆三十七度六是否真的正常。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温度计就没有变化，始终停留在三十度上。

司各特显得有点怀疑，于是我问他要不要我再给他量一次。

“不要了。”他说，“这下可以放心了，心里的疑虑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的恢复能力一直都是很强的。”

“你的身体很好，”我说，“不过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待在**别动，稍微吃点东西就睡觉，明天一大早出发上路。”我原打算给我们俩去买两件雨衣，但为此就得向他借钱，而我不想跟他多嘴，于是索性不提。

司各特不想待在**，而是想起床，穿好衣服下楼去给塞尔达打电话，让她知道他安然无恙。

“自从结婚以来，我没有一天不跟她在一起睡觉，这还是头一夜，所以我必须跟她通通话。你能明白这对我们俩意味着什么，是不是？”

这我能明白，但就是不明白他跟塞尔达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夜怎么能在一起享受**。不过，和他争这些毫无价值。这时司各特把加酸汁的威士忌一口气干光，要我再去要一杯。我找到那个服务员，把温度计还给他，问我们的衣服烘干了没有，他说大概还需要一个小时就能烘干。我说：“让熨衣工把衣服熨烫一下，这样容易干些。即使不干透也不碍事。”

那位服务员送来了两杯预防感冒的加酸汁的威士忌，我呷着我的那杯，劝司各特也慢慢地喝。我心里直打鼓，担心他患上了感冒。我看得很清楚：假如他真的得了糟糕的感冒，恐怕就得住院治疗。然而，喝了点酒，他一时感到心情舒畅，早将他和塞尔达婚后头一夜不能同床而眠所产生的忧郁忘到了脑后。最后，他再也按捺不住要打电话的冲动，于是穿上晨衣，下楼去和塞尔达通话了。

接通电话是要等一些时间的。他回来后不久，服务员又送来两杯加酸汁的威士忌。司各特开怀痛饮，以前从未见过他喝这么多的酒。酒精没有对他产生别的影响，只是叫他更加亢奋，让他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和塞尔达的情缘。他说他和塞尔达相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一度失去了她，后又赢回了她的爱，最终喜结良缘。接下来，他讲述了大约一年前在圣拉斐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段悲惨往事——塞尔达跟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坠入了爱河。那是一段真实的、令人伤心的往事，我相信里面没有掺水分。对于这件事，这是他的第一个版本，后来他又提供了另外的几个版本，似乎想写入小说。后来的几个版本，虽然有些情节也真实可信，但都不如第一个版本那样催人泪下——我始终相信的是第一个版本。后来的版本一个比一个娓娓动听，但都不如第一个那样能刺痛你的心。

司各特口才特别好，讲故事讲得非常棒。给你写信他会一挥而就，不注意拼写，也不屑加标点，而你不会觉得那是信手涂鸦，也不会觉得他没文化。我认识他已有两年之久，他才能拼写出我的姓名。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的姓名很长，拼写起来的确很费劲，你越想拼写出来反而越费劲。所以，对于他最终能准确地拼写出我的姓名，我大加称赞。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词语需要他学会拼写，还有许多道理需要他苦苦思索！

话说在旅馆的那个夜晚，他一心想让我知道、理解并欣赏在圣拉斐尔发生的那件事情。我仿佛觉得当时的情景清晰可见，可以看见一架单座水上飞机在司各特他们的木筏上方轰隆作响，可以看见飞机上的充气浮筒，以及浮筒在蔚蓝色海面上投下的影子，看见塞尔达和司各特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两个人都是一头金发（一个颜色较深，一个颜色较浅），看见那个爱上塞尔达的年轻飞行员也被晒得黑黑的。我脑子里有个疑问，但是无法启齿：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确实发生过，司各特又怎能每夜都跟塞尔达同床共枕呢？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个事件比我所听到过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更叫人感到悲伤。这种伤痛他也许记不得了，就像他记不得昨夜的遭遇一样。

我回到楼下，吃完晚餐，心里一直惦记着司各特。看来，他就不该喝酒，都怪我没有看护好他。他不管喝什么样的酒，好像都会受到刺激，继而中毒。我痛下决心，决定次日能不喝就不喝，把饮酒量减少到最低程度。我将会对他说，眼看就要回巴黎了，我得有所节制，以便投入写作中。其实这话并不属实。我平时的所谓“节制”是饭后不喝，写作前和写作中间也不喝。待我回到楼上，我把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然后脱衣睡觉，几乎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次日天晴日朗，我们驱车穿过科多尔省返回巴黎。雨后初晴，空气清新，山峦、田野和葡萄园都焕然一新，司各特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对我大讲特讲迈克尔·阿伦[117]的作品，对每本书的情节都如数家珍。他让我注意观察迈克尔·阿伦，说从那个人的身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我说找不到迈克尔·阿伦的作品，他说没必要去寻找，他可以为我讲述迈克尔·阿伦作品的情节，介绍书中的人物。他这一通话说得神采飞扬，好像在宣读一篇博士论文。

我问他在他跟塞尔达通话的时候，电话是否畅通，他说通话情况还不错，他们谈了很多事情。途中就餐的时候，我尽量选度数低的酒，点了一瓶最淡的葡萄酒，同时告诉他：如果他不要求再添酒，那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我回去要写东西，必须有所克制，饮酒量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半瓶。他跟我配合默契，看到我不安地望着那唯一的快见底的那瓶葡萄酒，便把他那一份倒了一些给我。

“难道你就没有碰到什么好玩的事情，没有什么收获吗，塔蒂？”她问道。

“至于收获，我要是用心听司各特讲迈克尔·阿伦的作品，倒是会有所得的。收获是有的，我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司各特玩得高兴不高兴？”

“还凑合吧。”

“可怜的人。”

“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出门旅行，千万不要跟你不喜欢的人结伴。”

“是吗？”

“是的。咱们就要到西班牙去了。”

“是呀，离出发不到六个星期了。今年的旅行，任何人都不得毁掉，你说对不对？”

“是的。咱们先去潘普洛纳，再去马德里，然后到巴伦西亚去。”

“嗯……嗯……嗯。”她轻声应道，就像猫叫一样。

“司各特真是够可怜的了。”我说。

“人人活得都不轻松。”哈德莉说，“表面看人五人六，其实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咱们算非常幸运的了。”

“咱们可得当心点，别让好运溜走。”

说到这里，我们俩敲了敲咖啡馆桌子上的木块[118]，侍者跑过来问我们要点什么。他哪里知道我们的心愿——他或者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不知道敲敲木头或大理石（这家咖啡馆的桌面是大理石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天晚上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感到高兴罢了。

从西班牙归来后过了一两天，司各特给我送来了他那部小说，外面套着花哨的书皮。记得我当时见了那书，为它那刺眼、庸俗和光鲜亮丽的外观感到不舒服。司各特叫我别对书皮反感，说它跟长岛一条公路边的广告牌有关，而这在小说故事中极为重要。

他说他原来很喜欢这个书皮，现在却不再喜欢了。我把套在外边的书皮取掉，这才看了起来。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掩卷长思：不管司各特干什么，不管他有多么荒唐的行为，我就权当他在生病，应该倾心帮助他，成为他的好朋友。其实，他的朋友遍天下，比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朋友都多。但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争取做一个对他有用的人。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非常棒，可圈可点，我坚信他还能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好的东西来。那时我还不了解塞尔达，不知道司各特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糟糕。但后来不久，我们便明白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