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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迷惘的一代（第2页）

“你觉得他的长篇写得怎么样？”我问道。岂不知这样问是犯忌的。她压根就不愿谈安德森的作品，正如她不愿谈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只要你两次提起乔伊斯，她就不会再邀请你去做客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不过，在和将军交谈时，你可以谈另一位被他打败过的将军。这时，跟你交谈的那位将军就会大大称赞自己的手下败将，然后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自己是如何打败对方的。

安德森的短篇写得太漂亮了，以此为话题会叫斯泰因小姐不高兴的。所以，我打算跟她聊一聊他的长篇，准备说他的长篇简直是涂鸦之作。谁知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就等于是在抨击她的一位铁杆支持者了。后来，安德森写了一部名为《黑色的笑声》的长篇小说，差劲得不能再差劲了，忸怩作态、矫揉造作，我忍不住在一篇讽刺文章里对其口诛笔伐，结果惹得斯泰因小姐勃然大怒，因为我批评的人是她圈子里的成员。在这之前，她很长时间都没有生过气了。安德森的写作生涯走到尽头时，她亲自出马，为其大唱赞歌。

她曾生过埃兹拉·庞德[26]的气，原因是后者把她的一把椅子压坏了，那椅子又小又单薄，显然很不舒适，也可能是故意留给他坐的，结果就压坏了（大概是开裂了）。庞德是伟大的诗人，性情温和，又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接待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坐大小适宜的椅子才对。她不喜欢庞德，多年后解释原因时编造出了一些理由，把话说得很巧妙，里面包含着恶意。

那时，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圣母院大街。我跟斯泰因小姐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一天，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之说法。当时，她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点火装置出了些毛病，到修理厂后，一个小伙子负责为她修车。小伙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曾服过兵役，修车时技术不够熟练，或者说没有打破先来先修、后来后修的规矩提前为斯泰因小姐修车。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斯泰因小姐对他颇有微词，弄得他被修理厂的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

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全都是！”斯泰因小姐对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战争中服过兵役，全都属于迷惘的一代，无一例外。”

“真的吗？”我说。

“的确如此。”她语气坚定地说，“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一喝酒就醉个半死。”

“那个年轻的修理工醉了个半死吗？”

“那倒没有。”

“你见我喝醉过吗？”

“没有。但你的朋友是酗酒的。”

“其实，我喝醉过，”我说，“但一喝醉，我是不来这儿的。”

“当然不是那回事。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也许，那个修理工的老板是个酒徒，上午11点的时候喝了个酩酊大醉，”我说，“所以，酒后说了些胡话。”

“别跟我争辩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根本没有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汽车修理厂的那个老板说得不错。”

后来，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27]时，我把斯泰因小姐引用汽车修理厂老板的那句话跟《传道书》[28]的用语相比较，发现这一术语来自《传道书》。话说那天夜里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汽车修理厂的那个小伙子，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一样，曾在战争中被拉去驾驶用普通车改装成的救护车[29]。记得有一次运伤员，下山时司机拼命踩刹车，把刹车片都烧坏了也不顶用，最后用了倒车挡才让车停下。最后的几辆车空车驶过了山腰，车上的伤员转移到了大型菲亚特汽车上——那种车有性能良好的变速器以及全金属的制动器。总之，在返家的路上我浮想联翩，想到了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想到了自我主义和思想的懒散，还想到了自我约束。末了，我不禁在问：“究竟哪些人才应该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呢？”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我看见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30]手持战刀的雕像上——婆娑的树影洒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正是这个人，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我心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迷惘”，过去如此，今后也必然如此。想到这里，我在丁香园咖啡馆留住了脚步，打算陪一陪这尊雕像，喝上一杯冰镇啤酒，然后再回我那位于锯木厂附近的公寓楼家中。但坐下来喝酒时，我心里又起波澜，望着那尊雕像，想起莫斯科战败后，拿破仑带着科兰古[31]乘马车仓皇撤退时，内伊则率军断后，不知鏖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想起了斯泰因小姐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想起了她对阿波里耐[32]的高度评价，想起了她在说到阿波里耐的死时是多么悲伤——

阿波里耐死于1918年停战的那一天，当时群众在高喊“打倒纪尧姆”[33]，身处弥留之际的阿波里耐以为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对于斯泰因小姐，我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她效力，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就一定要还她一个公道，让她杰出的贡献得到公正的对待。愿上帝和内伊将军祝我成功！话虽如此，但还是叫她的“迷惘的一代”之说以及所有的那些乌七八糟、信手拈来的标签统统见鬼去吧！我回到家，走进院子，上了楼，见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小猫“F猫咪”都高高兴兴地，壁炉里生着火，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便对妻子说：“不管怎么说，格特鲁德归根结底还是个好人。”

“这是当然的，塔蒂。”

“不过，她有时说话说得很离谱。”

“我没听她跟我说过什么，”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