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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第八（第1页）

泰伯第八

原文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今译孔子说：“泰伯，可称得上是品德极为高尚之人了。多次将本属于自己的君位让给弟弟，以至于百姓无法用言词来称颂他了。”

张居正讲评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历。季历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见昌有盛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遂与其弟仲雍，托名采药，逃去于荆、蛮地方，断发文身，自毁其形，从夷之俗以示不可用。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让是固让。孔子追原周家王业之所由起，因见泰伯之事历世久远，几于泯灭，故特表而出之说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至于文、武，遂成王业，都是周家贤圣之君。不知太王之长子泰伯者，其德可谓极至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业之兴，实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长当立，则后来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见太王意在贤子圣孙，即与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统绪，遂开八百年之周。是名虽让国，实以天下固让其弟侄而不居也。然却托为采药，毁体自废，其让隐微泯然，无迹可见，故人莫得以窥其心事而称颂之焉。夫以天下让，其让大矣。三以天下让，其让诚矣。而又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是能曲全于父子兄弟之间，而绝无一毫为名之累，其德岂非至极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亲终不赴，毁伤肢体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手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夫子叹息而赞美之，宜哉。

原文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今译孔子说：“只是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知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知礼，就会说话刻薄。”

张居正讲评礼是节文。劳是烦劳。葸是畏惧的模样。乱是悖乱。直是径直。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说：“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节文，而后可以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为贵，然亦有中正之准则，若恭敬而无礼以为限制，则仪节烦多，奉承过当而不免于劳矣。处事固以谨慎为贵，然亦有事理之当然，若谨慎而无礼以为裁度，则逡逡畏缩，小心太过，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挠，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则不顾名分，而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悖乱矣。径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则任情喜怒，而略无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难，而无礼则各有其弊如此!可见君子当动必以礼，而不可须臾离也。

原文“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今译“倘若在上位的人能够用深厚的情感对待亲族，在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德之风；倘若上位的人不遗弃老朋友，那么百姓就不会以冷漠的态度待人。”

张居正讲评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笃是厚，兴是起。故旧是平日相与或有功劳的旧人。遗，是弃。偷字解做薄字。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凡有举动，百姓每都瞻仰而仿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笃厚于一家之亲，则自己能尽乎仁矣。将见百姓每都感发兴起，而各亲其亲，自然伦理正而恩义笃，岂不兴于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礼耆旧，凡平时相与的旧人，皆不以其迹之疏远，年之衰迈而遗弃之，则自己能处于厚矣。将见百姓每都欢欣联属，而各厚于故旧，自然教化行而风俗美，又岂有偷薄者乎?”夫一处亲故之间，而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为化导斯民之本哉!

原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今译曾参生病了，他将自己的门徒弟子召到跟前，说道：“掀开被子来瞧瞧我的脚，瞧瞧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每日都站在深渊旁侧，好像每日都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能够免除身体的损伤了!弟子们!”

张居正讲评召是呼喊。门弟子是曾子的门人。启是开，《诗》是《诗经·小旻》之篇。小子就指门弟子说。曾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平日所以守身事亲者，不但正心修德为圣贤之学，以求显亲扬名，虽至于身体发肤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以谨守，不敢毁伤。至于有疾将终，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在门弟子而教之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才叫做孝。汝辈试开衣衾而视吾之足，视吾之手，曾有一之伤毁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盖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诗经》上所谓战战然恐惧，兢兢然戒谨，如临在深渊之上，常恐坠下去一般；如行于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这等谨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则犹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则已矣，自今以后，吾始知其得终免于污玷，而可以无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语毕而又呼小子者，盖所以致丁宁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谨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则凡纵欲以伤其本，亏行以辱其亲者，固在所必无矣。为人子者，宜以曾子为法，庶可以体亲心而尽子道也。

原文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今译曾参生病了，孟敬子前去看望他。曾子对他说道：“将要死的鸟儿，它的叫声是哀伤的；将要死的人，他说的话是善意的。”

张居正讲评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问其疾。曾子将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发言说道：“大凡鸟之将死，恐惧迫切，故其呜叫必哀。人之将死，本然之良心发见，故其言语必善。今我既将死矣，有言则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哉!”

原文“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今译“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自己的仪容举止要正派，这样就能避免粗俗与傲慢；自己的神色要庄重大方，这样就接近于诚信；在说话时，要多注意言辞和语气，这样就能避免错漏和违背常理的地方。至于祭祀的礼仪细节，自有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官员负责。”

张居正讲评贵是贵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厉。慢是放肆。信是信实。辞是言词。气是声气。鄙是凡陋。倍字与违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执事之人。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粝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今译曾子说：“有能力的人却向没有才能的人求教，知识渊博的人却向知识匮乏的人求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知识充实却像很无知一样；被他人侵犯也不去计较——我以前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张居正讲评犯是触犯，校是计较。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昔颜子既没，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当作无）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广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盖学者当致力于斯。

原文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今译曾子说；“可以将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将国家的政权委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毫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能够称得上是君子吗?当然是君子人啊!”

张居正讲评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今译曾子说：“读书人不能够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负重任，并且路途遥远。将让天下实现仁德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到死方休，难道路途还不遥远吗?”

张居正讲评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做路字。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做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做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原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今译孔子说：“人的修养从学习《诗经》开始，学习《礼经》能够使人在社会上站有一席之地，音乐的学习使人的修养日臻完备。”

张居正讲评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教学者。正欲其实体于身而有所得，故特举以示人说道：“君子立教，不过要人为善去恶而已。然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诗》。盖《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词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于此学之，则其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感发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说兴于《诗》。此可见《诗》之当学也；善念既兴，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后善在所必为，恶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则得之于《礼》。盖《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敛束人之身心，坚定人之德性。于此学之，则自能卓立持守，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所以说立于《礼》，此可见《礼》之当学也；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纯粹至善的地位，乃为成就，而其成也，则得之于乐。盖乐以和为主，其声容节奏可以养人之性情，而**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于此学之，则自然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矣，所以说成于乐，此可见乐之当学也。”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原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译孔子说：“对一般的百姓，可以使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居正讲评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孔子说：“道理在天地间，件件都是人所当知的。然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之由。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原文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今译孔子说：“喜好勇力而厌恶贫困的人，是致乱的因素。对于那些不仁德的人，倘若逼迫得太激烈，痛恨得太甚，这也是一种致乱的因素。”

张居正讲评勇是勇敢。两个疾字都是疾恶的意思。乱是悖乱。已甚是过甚。孔子说：“柔懦之人，虽恶贫无能为也；安贫之人虽好勇，固无害人。惟是那好勇尚气的人，身处穷困，乃疾恶其贫，而不肯安分守己，则必以血气之强而济其苟得之念，虽为盗贼从悖逆皆不顾矣，岂不至于为乱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如其恶未著，尚可容恕，则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当诛，而吾又得以诛之，则遂诛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恶过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则事穷势迫，必将求泄其忿恨，而逞凶肆暴，无所不至矣，岂不足以致乱乎?”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原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