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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第二（第3页）

原文子张学干禄。

今译子张要学习求取官职的途径。

张居正讲评子张，是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干，是求。昔子张从学于圣门，以干求俸禄为意。

原文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今译孔子说：“要多听，如果有疑问的地方先放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减少错误；还要多看，如果有怀疑之处先置于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这样就能减少一些后悔。说话错失少，做事悔恨少，官职俸禄就在这里了。”

张居正讲评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过。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辞。孔子教子张说道：“君子学以为己，不可有干禄之心，且学自有得禄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闻天下之理，以为所言之资而于多闻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阙之而不敢言。其余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轻忽，则所言皆当，而人无厌恶，外来的罪过自然少了，岂不寡尤。多见天下之事，以为所行之资；而于多见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阙之而不敢行。其余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怠肆，则所行皆当，而已无愧怍，心里的懊悔自然少了，岂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贤人。名誉昭彰，必有举而用之者，虽不去干求那俸禄，而俸禄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尝观古之学者，修其言行，而禄自从之，是以世多敬事后食之臣，后之学者，言行不修，而庸心干禄，是以世少先劳后禄之士，然则学术之所系，诚非细故矣。作民君师者，可不以正士习为先务乎!

原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今译哀公问道：“如何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将正直无私的人提拔上来，置于邪恶者之上，这样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直的人提拔起来置于正直者之上，那么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

张居正讲评哀公，是鲁国之君。举，是举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错，是舍置而不用。诸字，解做众字。枉，是邪枉的小人。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人君以一身而居乎群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为，才能使众人每个都心服。”孔子对说：“人君若要服民，不是严刑可以驱之，小惠可以结之者，只要顺民好恶之公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术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子，必然人人爱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地奸险，行事乖方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恶他，怕他误国害民，这是好善恶恶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举用那正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参于其间，则用舍各当，正合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自然欢欣爱戴，无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举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却舍置之不能有所简拔，则用舍颠倒，便拂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议，虽欲强其服从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与不服，只在用舍之公与不公，然则人君于用人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今译季康子问道：“若要使百姓对当政者恭敬、尽心不欺，该怎样做?”孔子说：“你用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待百姓，他们就会恭敬你；你孝顺父母，爱抚幼弱，百姓自然会对你尽忠；你提拔善者且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彼此勉励了。”

张居正讲评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尽心不欺的意思。劝，是劝勉。季康子问于孔子说：“为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于我，而不敢慢，尽忠于我，而不敢欺，相劝于为善而不敢为恶，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说：“为民上者，不可要诸在人，只当尽其在我。诚能于临民之时，容貌端庄，而无有惰慢，则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民之得于瞻仰者，自然敬畏而不敢怠慢矣!孝以事亲，而无有悖违；慈以使众，而无有残刻。则其德既足以为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结民之心。民之得观感者，自能尽忠于我，而不敢欺悖矣。于那为善的，举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的，教诲他使之为善，不要轻弃绝之。如此，则善者益进于善，而不怠、不能者亦将勉强企及，而无有不劝者矣。”是则季康子之问，专求诸民。孔子之答，专求诸已。盖人同此理，吾能自尽其理，而人岂有不感化者哉!

原文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今译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事政治?”

张居正讲评奚字，解做何字。为政，是出仕而理国政。鲁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问于孔子说：“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国政乎?”盖当时季氏擅权，阳虎作乱，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轻于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原文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今译孔子说：“《尚书》中说道：‘孝是什么?孝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并且将孝的道理施于政事，’也就是从事政治，那还要怎样才算是治理国政呢?”

张居正讲评《书》，是《周书·君陈》篇。友，相亲爱的意思。孔子不仕之意有难以告人者，故只托词以答之说。汝疑我之不肯为政，岂不闻《周书》所言之孝乎?他说“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无有不归于正者。《书》之所言如此。这等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何必居官任职，乃谓之为政乎!盖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这虽是孔子托词，其实道理不过如此。所以《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亦是此意。然则人君之为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则治国平天下之道，岂外是哉!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今译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完全不可以的。就好像如果大车没有輗，小车也没有軏，那么它靠什么行驶呢?”

张居正讲评信，是诚实。大车，是平地任载的车。辊，是辕前的横木，缚轭以驾牛者。小车，是田车、兵车、乘车。轨，是辕上的曲木，钩衡以驾马者。孔子说“立心诚实，乃万事的根本，人若无了信实，便事事都是虚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后可行，譬如车必有輗轨，而后可行也。若大车无輗，则无以驾牛。小车，无軏，则无以驾马。轮辕虽具，一步也运动不得，其何以行之哉?若存心不诚，言语无实，则人皆贱恶之。在家则不可行于家，在国则不可行于国，盖无所往而不见阻矣。与车无輗軏者，何以异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顾，事事着实，不可少有虚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为人君之大宝，是以为治者，必使政教号令之出，皆信如四时，无或朝更而夕改，然后民信从，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原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今译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礼仪制度）可以预知吗?”

张居正讲评凡朝代更换，叫做一世。子张问于孔子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的事迹。但已往者易见，将来者难知，不知自今以后，朝代兴亡，至于十世之远，其事迹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原文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今译孔子说：“商朝沿袭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加和废除的便可以知道；周朝又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加和废除也很清楚。如果谁沿用了周朝的礼仪制度，即使万代也可以知道。”

张居正讲评因，是相袭而不改。礼，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这其中都有节文，故叫做礼。损，是减损。益，是增益。孔子答子张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要知将来，但观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余年，而殷汤继之。殷家所行之礼，如修人纪以正万邦，都只是因袭夏家的，不曾改易。至于制度文为，有余不足的，则或损或益，稍有不同。如殷道尚质，殷正建丑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可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余年，而周文武继之。周家所行之礼，如建皇极以锡庶民，也只是依着殷家的，不曾变更。至于制度文为，太过不及的，则或损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亦可考而知也。此可见纲常伦理，是立国的根本，万世不可改易。制度文为，是为治的节目，随时可以变通，自今以后，或有继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与所损益，不过如此。虽百世之远，无不可知，岂但十世而已哉!”

原文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今译孔子说：“不是你应该祭奠的鬼神，你去祭奠它，就是谄媚。看到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那就是怯懦。”

张居正讲评非其鬼，是所不当祭的鬼神。谄，是求媚的意思。义，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当行的便是。勇，是勇敢。孔子说：“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是乃当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当祭的鬼神也去祭他，这便是谄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礼，所以谓之谄也。人于道理上当为的事，便着实做将去，这才是有勇。若真见得这事是道理所当为的，却乃因循退缩，不能毅然为之，这是委靡不振，无勇往直前之气，怯懦甚矣，所以谓之无勇也。”夫此二者，一则不当为而为，一则当为而不为。孔子并举而言之者，盖欲人不惑于鬼神之难知，而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