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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第六（第1页）

雍也第六

原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今译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其才能可以执掌国政。”

张居正讲评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人君之位。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称许他说：“吾门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识量，恢恢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总理众务，统驭庶民，亦无不可者。”盖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惟宽洪则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简重则不失之琐碎，而得临下之体，故孔子称之。昔皋陶称帝舜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文王罔兼知于庶狱庶慎，亦是此意，读者合而观之，可以知君德矣!

原文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

今译仲弓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样。孔子说：“此人还行，处事简约不繁琐。”

张居正讲评仲弓，是冉雍的宇。子桑伯子，是鲁人。简，是不烦琐的意思。仲弓知孔子许已南面之意，盖因其器度之简重而取之，而疑子桑伯子之为人，亦有与已近似者。故问说：“子桑伯子之为人如何?”孔子答说：“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过于琐碎，自为烦扰者。伯子为人，简易不烦，盖亦有可取者焉。”按《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是乃率意任情，轻世傲物之徒。而孔子以为可者，毋亦以其真率简略，独超于流俗而取之欤?斯仲弓之所以致疑也。

原文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今译仲弓说：“立身庄严而行事简约，就像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也可以吗?但是，立身简约而处事也简约，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张居正讲评仲弓因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而不能无疑于心，乃遂评论之说：“居上临下之道，固贵乎简，然有简当简，有苟简之简，不可不辨也。若能自处以敬，兢兢业业，无一怠惰放肆之心，则中有主而自治严矣。如是而行简以临其民，凡事只举大纲，存大体，不至于琐屑纷更，则事有要而不烦，民相安而不扰，这才是简当之简，岂不为可贵乎!若先自处以简，恣意任情，无矜持收敛之意，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概从简略，不分缓急，不论重轻，一味只是纵弛，则事无可据之规，民无可守之法，是则苟简之简而已，岂不失之过甚而为太简乎!”仲弓此言，盖以伯子为太简，而疑孔子之过许也。

原文子曰：“雍之言然。”

今译孔子说：“冉雍这话说的很对。”

张居正讲评然字，解做是字。当时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特就其所可取者而许之，盖亦未暇深论。而仲弓之言则精确至当，诚居上临下不易之定论，故孔子深许之说：“雍也以居敬之简为可，以居简之简为过，其言岂不诚然乎!”此可见仲弓平日盖能居敬而行简者，孔子许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为人君者，若能详味仲弓之言，而知敬简之义，则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原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今译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回答道：“有个叫颜回的非常好学，他从不迁怒于人，从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从未听说有好学的人了。”

张居正讲评迁，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于他人，叫做迁怒。贰，是重复，已先差失了，后来重复差失，叫做贰过。昔鲁哀公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弟子甚众，不知谁是好学的人。”孔子答说：“人之为学，必是潜心克己，深造有得，然后谓之能好。吾门弟子中，独有颜回者，是个好学的人。何以见得他好学?夫人意有所拂，孰能无怒，但血气用事的，一有触发，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颜回也有怒时，但心里养得和平，容易消释，不曾为着一人，连他人都嗔怪了，何迁怒之有乎!夫人气质有偏，不能无过。但私欲锢蔽的，虽有过差，不知悔改，固有过于前而复于后者。颜回也有过失，但心里养得虚明，随即省悟，不曾惮于更改，致后来重复差失，何贰过之有乎!回之潜心克己如此，岂不是真能好学的人，惜其寿数有限，不幸短命而死。如今弟子中，已无此人，求其着实好学如颜回者，吾未之闻矣。岂不深可惜哉!”夫颜回之在圣门，未尝以辩博多闻称，而孔子乃独称之为好学，其所谓学者，又独举其不迁怒、不贰过言之。是可见圣贤之学不在词章记诵之末，而在身心性情之间矣!然是道也，在人君尤宜深省。盖人君之怒，譬如雷霆之震，谁不畏惧，若少有迁怒，岂不滥及于无辜。人君之过譬如日月之食，谁不瞻睹，若惮于改过，岂不亏损乎大德，故惩忿窒欲之功，有不可一日而不谨者。惟能居敬穷理涵养此心，使方寸之内，如秤常平，自然轻重不差，如镜常明，自然尘垢不深，何有迁怒贰过之失哉!所以说，圣学以正心为要。

原文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今译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粟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多给一些，孔子说：“再给他十六斗。”冉有却给了八十斛。

张居正讲评这一章是门人记圣人用财的道理。子华，是公西赤，字子华。冉子，是冉有。粟，粟谷。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八十斛。门人记说：夫子用财，惟视义之可否。如子华为夫子出使于齐国，时有母在，冉有恐其缺于养赡，乃为之请粟于夫子。夫子说：“与他一釜。”与之甚少者，所以示不当与也。冉有未达，又请增益。夫子说：“与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当益也。冉有犹未达，而终以为少，遂自以其粟与之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共为八十斛，则与之过多而伤惠矣!

原文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今译孔子说：“公西赤去齐国，乘坐着健马拉的车，穿着又轻便又暖和的皮袍。我听说，君子救济急需帮助的人，而不会助长富有的人。”

张居正讲评适，是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济。急，是贫穷窘急。继，是续。夫子因冉有之过与，乃教之说：“我非吝于财而不与之也。盖赤之往齐国也，所乘者肥壮之马，所衣者轻暖之裘，则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尝闻之，君子但周济那贫难窘急之人，不继续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为之请粟，又多与之，是继富非周急也，夫岂用财之道哉!”这是不当与而与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

原文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今译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粟米九百斗，原思推辞不愿接受。

张居正讲评原思，是原宪，字子思。宰，是邑长。粟，是宰的俸禄。门人又记说：“夫子为鲁司寇时，弟子原思为属邑之宰。夫子与之粟九百，乃其常禄所当得者也，原思却乃辞而不受焉。”盖其素性狷介，故虽常禄亦辞而不受，则过于廉而非理之中矣。

原文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今译孔子说：“不要推辞，如果有剩余就拿去送给你的乡亲们吧!”

张居正讲评毋，是禁止之词。五家为邻，廿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夫子因原思之辞禄，乃教之说：“尔毋辞也，盖官有常禄，乃国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辞之。若俸禄有余，则尔之邻里乡党有贫乏者，推以与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辞为也，这是不当辞而辞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大抵人之取与辞受，都有个当然的道理。当与而不与，固失之吝；不当与而与，则失之滥；当辞而不辞，固失之贪；不当辞而辞，则失之矫。夫惟圣人，一酌之于义理之中，而自不至有四者之失，视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谨者，只见其陋而已。善用财者，当一以圣人为准可也。

原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今译孔子在提到仲弓的时候说：“毛色不纯的牛所生的牛犊却是全身赤红色的，且牛角端正；即便祭祀时不愿采用，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张居正讲评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犂，是杂文。骍，是赤色。角，是头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头角周正者，乃用于祭祀，若杂色之牛，则贱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贱而行恶，仲弓却为圣门高弟，以德行著名，当时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取譬之说道：“牛之杂色者，固不可用为祭祀之牺牲，若其所生之子，纯然赤色，而又头角周正，则正祭祀之所须者。人虽以其为犂牛所生，要不用他，然那山川之神，岂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父之恶就如犂牛一般，雍之贤就如牛之骍且角的一般，人虽以其父恶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当见用于世，又岂能终废之哉!”是可见圣贤之生，不系乎世类，用人者但当取其才德，而不必问其世类之何如。古之帝王，立贤无方，盖为此也。

原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今译孔子说：“谈到颜回呢，他的心是从未离开仁的；而别的人则只是偶尔达到这一境界罢了。”

张居正讲评回，是孔子弟子颜回，离此至彼，叫做违，从彼来此叫做至。孔子说：“仁乃吾心之全德，必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累者，乃足以为仁。若有一私之杂，一息之间，皆非仁也。吾门弟子有志于仁者多矣，其中独有颜回，天资既高，学力又到，真能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至于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发未尝有一毫私欲之间杂，盖庶几乎中心安仁者焉。其余众弟子，一般也去求仁，也有到得仁的时候，但已得而复失，暂明而复蔽。或一日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月月如此，欲如回之三月不违，岂可得乎!”观孔子此言，不惟知圣门弟子之优劣，亦可以见仁道之难成矣!然孔子他日又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则亦岂言难以沮人之进者哉!盖仁具于心，故欲之而即至，心惟易放，故舍之而即失，欲求仁者先收放心可也。

原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