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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2（第2页）

大金结婚之后，他们之间就失去了任何联系。萱宁依旧时不时地给蕙宁打电话。开始时蕙宁一听见萱宁的声音就甩电话，后来她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在大张旗鼓地表明她对大金的不舍和不甘。后来她就接听了她的电话。萱宁可以忍受蕙宁的淡漠甚至奚落，而她却很难承受她始终如一的沉默——在电话上她们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对话。渐渐地萱宁就终止了尝试。有一天蕙宁到市中心办事路过“金勺子”餐馆，连她自己也说不上她为什么会在马路对面的公用电话亭里伫立良久。那天她仔细地观察了餐馆修饰一新的门面和三五成群进进出出的食客。最后她看见一个戴着白色厨师帽的高个子男人，拎着一大袋垃圾从边门走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看出那人原来是大金。大金扔完垃圾，双手叉腰隔着窗户在高声对厨房里的工人说话。蕙宁惊奇地发现大金发福了很多。就是在那天蕙宁终于明白了其实大金早已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她在他心里留下的空洞已经被生活平实无奇地充填起来了。

想起大金时蕙宁不可能不想起谢克顿。想起谢克顿时她有一些颇为复杂的感情。谢克顿使她记起她那个短暂却也真真切切地开放过的青春年华。谢克顿是第一个走近她花丛的男人。海鲤子不是。离开海鲤子时她还只是一朵青涩的包裹得紧紧的花蕾。可怜的海鲤子甚至还没有机会看见花瓣的颜色。在盛开的青春里，任何一段偶遇都可以擦出一片亮丽的火花。后来蕙宁曾在无可排遣的寂寞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她和谢克顿之间的那些往事。直到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回忆中，她关注得更多的其实是花季本身而非赏花人。赏花人只是花季里必不可少的场景之一。

尽管谢克顿在无意之中毁坏了自己和大金的关系，萱宁却无法恨起他来。在她和谢克顿的交往中，他始终如谦谦君子般地恪守着她制定的游戏规则。她允许他走得多近，他就走得多近。可是他也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他必须始终在场。无论她让他离得多远，他都不会离开她的视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会开车从伦敦小城到多伦多来看蕙宁。车身上铺满了沿途的尘土，车后厢里放着他带给她的礼物。他从来不给她买商场里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他的礼物是他从自己的花园里采摘下来的鲜花和果子，带着泥土和晨露，甚至蛀虫的疤痕。他把礼物放下，就带她出去教她开车。她开起车来错误百出，愚拙无比，他常常被她吓出一头一脸的汗来。开累了两人便去海滩上散步。散累了步便坐到礁石上看水，看海鸥和帆板如何把水切开又缝拢。她把头微微地靠在他的肩上，他用手指轻轻地梳理她沾着沙石的头发。远远地看上去他们仿佛是一对经历了诸多沧桑终于懂得了相依之道的老夫老妻。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他低低地诉说着对她的思念向往，极为平实直裸，没有铺垫衬托，甚至没有抑扬顿挫。她被自己的思绪困惑着，常常不知如何对应。可他并没有刻意去寻求她的对应。他好像在与自己很投入地谈着心，并不在乎她是否介入。

后来她便渐渐习惯了他的这种叙述方式，体会出自己和他的关系中最为欠缺的一面，其实也正是最为美丽的一面。她感到了一生与男人的交往中所没有过的省心。她仿佛仰卧在温暖平静的海面上，闭着眼睛尽情享受阳光的触摸，却丝毫不需费心与风浪搏击。有一天她趴在地下室的窗口上，看谢克顿的车子慢慢地离去，踏上归家的路程，她的心突然抽了一抽：也许爱除了喧嚣的欲念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更为沉静的内容。也许**只适宜满树鲜花的青春岁月，而在花已落尽期待果实的季节里，理解与默契才是唯一持久的。

在这样的情绪中她几乎决定了要嫁给谢克顿。

如果那天她没有与陈约翰再次相遇的话，她的人生就会拐入一条完全不同的小径，遭遇一些完全不同的景致。当然她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景致的内容了，因为她毕竟再次遇见了陈约翰。

那天医院里突然来了许多产妇，产科病房住不下了，就匀了些人到其他住院区去。蕙宁值夜班，到了时辰就推着小车给各病房送体温表血压计。后来她走进了一间病房，看见有一位医生在房里，却又不是平常见到的那几位，便猜想是产科的医生。那位医生正在教产妇如何包裹婴儿。他将医院发的白单子放在**摊平了，把孩子斜放在中央。孩子甚是瘦小，眼睛半睁半闭，小手小脚懒懒地蹬动着，露出手心脚心四团粉红色的肉。医生将白布上边的两个角顺着孩子的肩膀一左一右地夹裹起来，又把下边的那个角往上一兜，在颌下叠了几叠，那孩子的整个身子都不见了，只剩了一张满是褶皱的细脸蛋儿。裹好了，就把孩子斜斜地横放在自己的臂弯处，孩子的头软软地耷拉下来，露出一脸舒适的困意来。

医生将孩子轻轻地晃了几晃，又放回到**去，让孩子的母亲来拆了包裹重打。孩子的母亲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神态动作上都显出些没有经验的慌张。医生反反复复地又教了几回，方熟练些。这种事情通常是护士的职责，医生从来不管的。蕙宁就暗叹了那位医生的细致。又觉得那人的声音有几分熟悉，便忍不住注意地看了那人几眼。那人觉得了，也回过身来看蕙宁。两人眼睛一对上，便都愣了一愣。原来那人就是先前蕙宁宫外孕手术时遇到的陈约翰医生——蕙宁出院不久，陈约翰就结束了实习，被士嘉堡全科医院聘任为妇产科住院医生。事隔一年多，两人又见了面，自然勾起了蕙宁心中一段不愿被人知晓的隐情。蕙宁的脸上难免有些尴尬，内心却又有几分莫名的欢喜。

两人就渐渐地相交了起来。若上的都是早班，有时下了班就相约着在医院的餐厅里喝一杯咖啡，闲闲散散地聊几句天。蕙宁常常地诉些工作上的苦给陈约翰听。蕙宁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护士长，在医院里工作了三十多年，就很有些倚老卖老的架势，连主任也得略微让她几分。因当时雇蕙宁时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便一直耿耿于怀，时时地给蕙宁小鞋穿。至今不派她独立当班，整天让她跟在老护士身后做些打杂的事。

陈约翰听了，就劝蕙宁：“我是这里最新的医生，你是这里最新的护士，咱们只好认命当几年小媳妇，慢慢地熬出头来吧——她这个岁数了，还能再干几年呢？她退了休，你就出头了。”蕙宁垂头丧气地说：“只怕没等到她退休，我就先死在她手里了。”陈约翰便嘿嘿地笑了起来：“至于吗？其实，跟着老护士，倒也真能学本事呢。不说别的，就学学她们怎么**那些狠的病人、歪的医生。任是什么样歪横的医生，在那班护士手里顺过一遍，就全成了我这样老实乖巧的样子了。”蕙宁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约翰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很早就离了婚。母亲留在了夏威夷，父亲去了日本，扔下他一个人，跟着香港的奶奶过。前几年奶奶又中风故去，他感觉中便再无亲人了。多少年来他还对父母置他于不顾执意要离婚的事耿耿于怀，至今和父母总是疏疏的，难得相见。蕙宁见他虽然没戴结婚戒指，却一句不肯提自己的身世背景，就存了几分疑惑。便每每说些自己家中的事，来引陈约翰开口，谁知那人总不接这个话茬。陈约翰听见蕙宁说母亲说父亲说外婆，却总也不提那个孪生姐姐。又想起蕙宁住院时姐姐的忍让妹妹的骄扈，那姐姐仿佛让妹妹捏着极大的一个短处。由此又不免猜测让蕙宁怀孕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心里便也有几分困惑。两人明明对彼此存了极大的好奇心，嘴上却都不敢造次相问，生怕一句话问错了，就将好好的一个头开坏了。故此两人见不着时纵有千般思念，相见时却小心翼翼，很是生分客气起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蕙宁认识了达吉雅娜。

达吉雅娜是个五六岁的女孩子，最早是医院急诊部的病人，因高烧引起全身**而送来就诊的。送她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那妇人放下孩子，说忘了带医疗保险卡要回家取一趟，谁知去了就不再回来。医生一验血，发现达吉雅娜患有艾滋病，就来问话——谁知那孩子竟听不懂一句英文。护士中有一个从乌克兰来的，隐隐听出达吉雅娜说的是俄文。众人便猜测那孩子是从俄国领养过来的。那养母大概被那边的领养机构骗了，领回一个艾滋病童，后悔不迭，就将孩子弃在了医院。医院一边给达吉雅娜退烧，一边通过社会福利机构寻找孩子的养母。达吉雅娜是换了个英文名字入境的，她只知道自己的俄国名字，却说不清楚英文名字是什么。后来来了个警探，教她在纸上画她家的样子。她果真就画了几幢房子，房顶上都有一个十字架——那是孤儿院的标记。既不知道名字又不知道住址，寻找她的养母如同在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这桩案子后来就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

达吉雅娜是个极为乖巧的孩子，身世又是这般可怜。虽然只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上上下下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都愿意来病房探她。后来她的烧退了下来，病情也略微稳定一些了，就有社会福利部的人来，把她带去弃儿中心。走的那天，众人都从家里带了诸样玩具来送她。达吉雅娜抱了一怀的布娃娃，眼泪汪汪的，竟露出些不舍的神情来，惹得那些见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护士们，也红了眼圈。达吉雅娜走后，开始时众人还时不时地想起她来，感叹这孩子真是可怜。后来事过境迁，便将这事渐渐淡忘了。

只有陈约翰没忘。

每逢周末假期，陈约翰得了时间就跑去弃儿中心看达吉雅娜。达吉雅娜从生下来起就不知搬过多少回家，住过多少回医院。大人们个个如过眼烟云似的来来去去，竟没有一个人像陈约翰那样有常性。不知不觉地，就依恋上了陈约翰。若逢陈约翰忙，有几天没过去，那小人就缠着弃儿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接通了电话，陈约翰也听不懂她的一口俄国话，只听见他的名字被反反复复地叫着。他拿着电话，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却突然有了些暖意。

后来陈约翰便带了蕙宁去看达吉雅娜。

蕙宁见到达吉雅娜时，那孩子已经病重了，被弃儿中心送到了病童医院的临终护理部。原先一头金黄色的碎卷发，现在稀稀疏疏地只剩了几缕。护士便干脆给她剪了个秃头。陈约翰看着别扭，就去买了一顶鲜红色的绒帽子送给她。达吉雅娜终归还是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见陈约翰来看她，就高兴得要坐起来。谁知坐了几回也没能坐住。陈约翰便过去将她抱了，坐在自己怀里。达吉雅娜拿了帽子，反复把玩得腻味了，方胡乱地扣在头上。蕙宁见她戴了帽子，才有了一两分生气。雪白的一张细脸儿，眼窝深深的像两个褐色的洞，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睫毛，随着眼珠子一颤一抖的，如同风中欲折的芦苇。

蕙宁心想这孩子若能无病无灾地长大，说不定会是个怎么样的美人儿呢。就将随身带来的那个箱笼打开了，抱出一只雪白的兔子来。达吉雅娜见了兔子，便要下地去捉。那兔子仿佛通人性，也不害怕，直直地走到达吉雅娜脚边，闻了闻她的鞋子，就放心地把身子瘫软下来，卧在她脚边憨睡了过去。达吉雅娜一边拿手指梳着兔子身上的毛，一边问蕙宁：“我可以叫它尤金吗？”那阵子成天和弃儿中心以及住院部的其他孩子混在一道，达吉雅娜也学会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了。

没多久达吉雅娜就搂着兔子睡着了，额上湿湿地流了些虚汗。陈约翰将孩子抱回到**去，只觉得那怀里轻轻软软的像捧了一片羽毛，又上上下下地将被子捂严实了，正欲离去，只听见**的那个人低低地叫了声：“约翰叔叔。”两人赶紧回过头来，看见达吉雅娜不知何时又两眼炯炯地坐了起来，“我长大了要嫁给你。”

第二天达吉雅娜就死了。

等陈约翰带着蕙宁赶去时，达吉雅娜已经下葬，新墓的土尚起伏不平地黝黑着。墓碑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下面有两行字。说两行字实在是有些夸张。确切地说，达吉雅娜的墓碑上只有两个词，两个分成两行的词。第一行是“达吉雅娜·？”，第二行是“？—1996”。陈约翰将一只雪白的玩具兔子放在墓前，兔子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短裙，头上戴着一顶猩红色的小绒帽。落日将墓碑和兔子都无比凝重地裹进橘红色的余晖里。两人看着墓碑，想着那两个问号里所包藏着的、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的故事，久久无语。

后来陈约翰伸出手来揽住了蕙宁。蕙宁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两人相拥着，被暮色销蚀成一高一矮两个灰色的剪影。